编者按：

　　在谢亚龙被警方立案侦查后，近日一份龙王在北京奥运会落幕的三天后向体育总局领导提交的辞职报告重新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在这份被外界称为“万言书”的报告中，谢亚龙首先承担责任，接着提出了中国足球“体制、人为、大环境”的三个混乱之源，并在最后诚恳地向党组织提出了自己由衷的建议。

　　向组织请辞

　　奥运会没有打好，没有完成党组交给我的任务，作为一把手，我诚恳地向组织上承担领导责任。为了大局的稳定和足球的长远发展，也是按照奥运任务书的奖罚要求，我不宜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请党组下决心对足球中心班子进行组织手术。

　　在我受组织委派到足球中心工作的时候，正值04年“G7事件”所形成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倒阎运动”。我认为：“G7事件”的本质，是中国的职业足球全盘市场化和坚持国家宏观控制权的斗争。在半数的职业俱乐部联手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足协的情况下，在媒体狂轰滥炸的声讨声中，在球迷的怒骂声中，中国足协的领导地位和行业管理威信岌岌可危，中国足球的组织体系和外部关系已濒临崩溃。当时的情势和现在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的“谢亚龙下课”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职业化改革以来足球换了几任领导，也没有解决足球水平长期上不去和足球职业化出现的乱局。党组委派的干部，在社会的起哄和责骂声中“下课”，是市场力量向执政者逼宫的结果。

　　谈工作理念

　　在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搞乱了的情况下，根据足球积弊年深的实际，上任之初我对做足球工作有几个基本工作理念：

　　1.近几年足球要以08备战为重中之重。

　　2.要充分肯定和毫不动摇地坚持职业足球改革的大方向。

　　3.要加大足球宏观调控的力度。在肯定职业足球改革大方向的前提下，坚决进行调整治理的思路，必须高举对职业足球治理整顿的大旗，必须毫不手软地打击足球腐败。

　　4.足球稳定是备战的前提。

　　5.足球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问题了，已经成为中国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积弊甚深，错综复杂，必须选择适当的战机，进行系统的、整体的、全面的改革调整。

　　论足球之乱

　　足球之乱，乱在三点；足球之难，难在三个方面：

　　第一，体制问题。我国职业足球体制严重脱离了国情，脱离了国家的宏观控制，背离了人民群众对足球的期望，长期信马由缰，恶性运行，成了少数人和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体制不改，中国足球永无出头之日。

　　第二，人的问题。足球圈的从业者，从足球中心到地方足协，从职业俱乐部到基层足校，由于足球长期失治，次序混乱，正气不张，业务水平低下，很多人不走正路，也是足球长期混乱，水平上不去的重要原因。

　　第三，大环境问题。足球的大环境不好，可以这样形容：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盘剥者多，给予者少。媒体是中国足球的最大获利者，没有“靓点”就卖“污点”，假新闻满天飞，使足球界黑白不分，是非莫辩，搞乱了人心，污染了社会。

　　足球赌博是中国足球最大的毒瘤。实际上，中国足球的赌市十分猖獗，中超联赛的每一局比赛、国家队的每一场球，境外的网上都在开盘，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庄家把黑手伸向球场，左右胜负。

　　谈改革方向

　　我时常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这样一个乱哄哄的职业足球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业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模式？关于今后的足球工作，我向党组建议：

　　1.长远打算，埋头苦干。

　　2.抓紧进行班子调整，向社会打出新形象。

　　3.抓紧打出青少年足球改革的牌。

　　4.建议党组责成足球中心组织各方面力量，总结反思足球的改革发展，应该在全国足球界达成一些共识。

　　5.加大对足球的领导力度，获得国务院的支持。

　　6.要搞好足球，首先要把足球中心(足球管理中心——编者注)搞好。

　　7.按照中国足协的章程和社团法的要求，足协今年12月必须完成换届任务。

　　8.足球中心换一把手，应该任用熟悉足球工作的人。我向党组举荐南勇同志任足球中心一把手，他的能力是够格的。

　　9.(此处省去96字)

　　10.关于申办男足世界杯。国际足联实际上非常看好中国的经济社会条件，布拉特多次和我探讨中国的申办问题。我国申办，可能性比较大。

　　再度检讨

　　最后，我要感谢党组，能把我派去搞足球，就是对我的莫大的信任。为了报答党多年的培养和信任，我也是竭尽全力地去工作了。三年半时间，我干得很苦，忍辱负重，忍人所不能忍者。但是，我没有完成任务，我诚恳地请求党组批评我、教育我、处分我。

　　谢亚龙

　　2008.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