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勇等多名足协、足管中心高官涉嫌腐败被捕,美誉在外的“金哨”陆俊也被拿下……中国足坛的假、赌、黑已不算新闻,“当家人”乃是幕后黑手才令人震惊。
中国足球仿佛成了巨大的黑洞,曾经的“好人”都被卷入深渊。罪魁祸首是谁?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足球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一个官商一体、由视政绩重于联赛利益的行政管理者所主导的“伪职业”联赛。
在中国,职业足球,不论是作为职业体育的先行者,还是问题丛生的“沦陷区”,都可以成为解剖中国体育产业发展问题的最典型标本。
南勇的多张“名片”
南勇和陆俊由红脸变白脸,让许多资深球迷和专家感叹自己还是“太傻太天真”,但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体育研究专家易剑东说,南勇事件一点也不奇怪。“作为足球运动的管理者,由于直接介入了足球联赛的市场行为,就有市场利益在里面。又管又做,犹如会计和出纳是同一个人一样,很容易监守自盗”。
易剑东说,中国足协等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机构设置更像“一套班子、四块牌子”。它们实质上是行使体育管理权限的机构,具有机关法人性质。其次,它的正式身份是事业单位。再次,各项目管理中心还成立协会,扯起了社会团体的旗帜,但协会的领导也是项目管理中心的负责人。第四,各管理中心又有经营权,自己搞公司来分利,即所谓“官商一家”。这四种法人身份给钻空子的人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他们可在这四种身份中来回转换,有好处就捞,有风险就躲。
南勇就是典型的“身份不明人士”。足协副主席、足管中心主任,还曾是中超公司董事长。南主席、南主任、南总,哪个名片好用用哪个。其身份之多,令人眼花缭乱。
早在2002年的“黑哨”事件中,裁判的“身份问题”就成为司法介入的难点。当时引发了诸多争论:裁判员算不算国家工作人员?中国足协的身份是什么?足球裁判受足协指派而吹哨算不算执行公务?此案的复杂性固然与我国法制建设有待完善有关,但体育系统法人身份的混乱也是一大原因。
这种情况在国家体育总局每个项目管理中心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意味着,大量的体育资源被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所垄断,客观上给社会和民间力量进入体育产业造成了障碍。同时,在这种混乱的管办局面下,体育产业的发展很难得到高速良性发展。
金牌“绑架”了市场
2009年,美国最赚钱的职业棒球大联盟创收63亿美元,中超收入据报道为逾1.5亿人民币,不及前者的千分之四,却已“力压”CBA成为中国第一联赛。中国职业体育市场化程度之低可见一斑。
易剑东认为,体育产业的体制障碍主要表现在对体育赛事和活动审批权、经营权的控制。行政管理部门以抓金牌、要成绩为终极目标,没有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的动力,反而用金牌“绑架”了诸如联赛等体育资源。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依然是“几块牌子”的问题,这几块牌子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官”,一旦发生冲突,一切都得为“官”让路。而“官”的政绩就是选手们的国际比赛成绩。
还是以足球为例:负责中超运营的福特宝公司到中超公司一脉相承,都是“足协制造”,事故不断,备受诟病。易剑东形容为“自己搞得不好,也不让别人搞”。 2004年中超元年福特宝接手联赛,翌年中超“裸奔”,2006年中超公司取代福特宝,结果拉赞助拉出了著名的爱福克斯案……
中国的职业体育不仅天生畸形,而且“发育不良”。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发展职业联赛是为了提高国家队竞技水平,市场目标始终被金牌目标所压抑。“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是以此为目标来发展职业联赛的,”易剑东说。
正因为此,联赛给国家队让路、“豪赌国家队”就成了常态。当年阎世铎停止联赛升降级,就是挥舞着金牌指挥棒做政绩工程。而在欧洲五大联赛,足协只能请求但无权强制俱乐部为国家队做出牺牲,要破坏联赛正常秩序更是痴人说梦。中国要“一切为世界杯让路”,而南非世界杯之所以史无前例地成为“冬季世界杯”,就是因为赛程要给各国联赛让路。
职业体育是以竞赛表演为核心,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但目前的体制,把本该是市场化的产业做成了政绩型的事业。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总结说,目前以金牌为取向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限制了以营利为特征的职业体育的发展。
他还指出,体育目前的体制并不是真正的举国体制,举国应该是集中全社会的力量,而目前的模式仅是在竞技体育的发展中集中体育系统管辖的力量。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也说,现行体制其实是“体育部门的体育”,和老百姓关系不大,和职业体育也不兼容。
中国没一个足球俱乐部赚钱
针对目前足球等“假、赌、黑”现象的蔓延,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中国足球的问题并非职业体育的问题,而是没有按照市场规律、职业体育规律解决问题。
鲍明晓说:“中国足球出问题就在这里,按照职业体育的基本规律一个一个环节地去做就可以了,但现在没有人做。 ”
行政主导令俱乐部没有市场主体地位,经营者利益也难以得到尊重,导致联赛财政收入萎缩,挣钱的正常途径没有,就会从赌球、收受贿赂打假球这些方法换钱。这样一来,谁还来发展什么体育产业!
易剑东认为,目前投资足球的企业不少有投机性,动机不单纯,正是由于联赛没有真正职业化。“要让资本看到赚钱的可能性,才会有人愿意进来认真做市场,”他说,“国外的俱乐部也有亏损的,但中国是没有一个赚钱的,这就很不正常。 ”
前英国《每日邮报》记者、现英超曼城俱乐部新闻办公室的彼得·弗格森介绍,作为行业管理机构,英足总制定联赛规则和进行纪律监管,并负责英格兰队和基层足球的发展;英超联赛则由俱乐部成立的英超公司运营,英足总不能插手。
此外,专家还指出,职业赛事需要构建监管体系。英超联赛就存在四重监管,足协、司法、媒体和社会舆论。彼得说,在英格兰,一旦警方直接或间接(包括媒体披露)得到联赛可能存在腐败或作假的线索,就有义务直接介入进行调查。专家认为,中国司法对职业体育、体育产业的监管应更加主动。
拿什么来拯救中国足球?靠什么来振兴中国体育产业?关键是制度。好制度能防止好人变坏,坏制度却促使“好人”变坏。
新华社记者李丽 胡锦武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