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第一届国足艰苦征途 坚定信仰锻造最敬业国家队

　　首支国家队组成于1951年第一届全国足球赛后，这次比赛的球队有华北事务部以及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五大行政区与解放军和火车头，比赛地点在天津。这次比赛结束后，选出了30名国家队队员，公布时是以姓氏笔画排列，如今年近80的方纫秋排名第一，但笔画仅六画的年维泗被排在最后——原来当时不到18岁的年维泗是最后补上的。当时主管足球的领导黄中和国家队主帅李凤楼感到他虽然不能与二三十岁的成年人比，可条件出众，可塑性强，最终决定招年维泗到队中。

　　【工资没有球鞋自备】

　　说起中国第一支国家足球队的集训地在哪里？恐怕很多人都以为是位于龙潭湖附近的训练局，因为国家体委迁到如今的天坛东路已经50多年了。其实，首支国家队成立的时候，国家体委尚未成立，北京体育馆也没有建成，国家队和所有的运动队一样，属于漂泊的、居无定所的明星。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连国家级的运动队的居住都顾不上。

　　但国家队终归要有住处，否则如何集训？后来，足球主管部门联系上位于东城区沙滩红楼的

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藏书的半层阁楼里还能腾出房子。这里终年不见阳光，一些队员站起来头就要撞楼顶。尤其光线很暗，白天不开灯便看不见桌椅板凳和床。有的同学说真像延安的窑洞，大家没有笑，反而感到有种神圣的光荣感，窑洞在那一代青年人眼里是顶礼膜拜的“圣殿”，“苦不苦，想想两万五千里”是当时年轻人的口头禅。

　　国脚们的训练和生活也的确艰苦，伙食很单调，一般只有豆腐白菜和回锅肉，再也没有花样了，但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菜不好吃的埋怨话。那时候也没有工资奖金，每月4元津贴费就是全部报酬，此外还有每年两套制服就是全部供给。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国脚穿的球鞋都是自备，年维泗穿的球鞋还是上中学时由父亲给他买的。

　　如今红楼后的一片民居在当时是操场，但不能保证国家队训练，要等学生的体育课结束才能训练。场地质量也不好，训练下来总是一身泥水，队员又没有淋浴条件，只能回到宿舍用脸盆洗。伙食不好加上训练条件差，队员们一到晚上就早早入睡。其实这儿是北京市最繁华的区域，红楼往东南走二十分钟就是王府井，往西北走半个小时就是鼓楼和什刹海，但队员们基本都没有去过。

　　训练几个月，连这样的房子都没有了，因为大学招生要腾出宿舍，再不想办法就只能各奔东西了，为了保证这支国家队的训练，负责这项工作的体总想出一个办法，让队员去各地巡回比赛，同时在此期间尽量找到住处。

　　【百日拉练惊险不断】

　　国脚们离开了第一个集训地红楼，开始了国家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拉练式训练。时值深秋，国脚们背着被褥和十几个足球，提兜里提着脸盆，聚集在前门火车站南下，那架式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民工，因为现在的民工都无需带被褥和脸盆了。

　　拉练途中，他们坐硬板火车，坐四等舱的轮船，把褥子铺在甲板上，薄薄的被子盖在身上，任凭嗖嗖的江风吹打，好在年轻体格壮，没有生病的。他们每到一地都客随主便，在广西住在小学教室里，蝙蝠在屋里飞来飞去，墙上爬着七八寸长的壁虎，睡觉的时候还真有点害怕。还有些事情就像虚构的电视剧一样，在重庆的码头，踢内锋的萧子文不慎掉入江中，工作人员把救生圈扔到他的头上才转危为安。他们乘坐的汽车是卡车，没有座位，一到山区就像摇煤球，老队员何家统从车后甩了出去，幸而车速缓慢，没有大碍。他们还在满地牛粪的牛场踢比赛，插上四根棍子算球门。国脚们甚至在山上练习，一次球掉在十几米深的坡下，后卫王礼斌在一次救球时差点掉下去，幸好一棵树挡住了他，否则也有危险。

　　首代国脚是一群充满追求的新中国运动员，一路走来不仅练了球，也了解了社会。那时候社会风气纯朴，没有贪污腐败，也没有看见打架斗殴和盗窃行凶的。大家感到国家很有希望，敬业精神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形成了。他们在三个月内一路走一路练，走了多个城市，最难忘的是重庆：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把他们安排在重庆饭店，这是一路上最好的住处，还让军区体工队队长张之槐看望球员。贺龙对体育的关怀在那时就可见一斑，一年多后贺龙调到北京，兼任国家体委主任，成了体育界的最高领导。更让他们难忘的是，两场比赛军区政委邓小平都兴趣盎然地看完了。

　　百日拉练，国脚们回到北京，红楼已经没有他们的住处，好在天津可以接待他们。1952年4月，他们在天津重庆道100号住下，这里挂上了北京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的牌子，也就是国家体委训练局的前身。

　　首支国家足球队与红楼的渊源就这样结束了。但是两年多后，国家队一批年轻球员又在前门火车站相聚了：那是要

留学匈牙利的队员，体委主任贺龙决定用“走出去”的方法培养一批足球运动员，这件事情甚至上报了

周恩来总理。当时，贺龙语重心长地说，每个球员一年的费用是几千个农民劳动一年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