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体育讯 亲爱的NBA高层和老板们、球员工会、联盟各下属机构:
抄送:球员们
我给要收到信的各位写这封信时,是带着莫大的恭敬的。我认为,实现公开透明是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在各种情形下做到的。因此,带着这种想法,我从来不会在讨论我的焦虑症时感到害怕或者羞耻,以后也不会。反而,能够带着谦卑的心态和你的邻人坦诚相待,公开地与他人进行沟通,我总觉得这是我的一个长处。这个理念鼓舞着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向公众揭示我的苦恼。我让自己处在一个能够被业内人士和世界上的其他人公正评价的位置上。我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与他人分享自身苦难的勇气是寻求合适援助的唯一可靠资本。有了这种能力,我很希望也很有野心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答案。虽说真诚并没有让我在业内混得多好。我还会坚守,以真我示人,继续对做正确的事情保有兴趣。我耐心地等了四年,现在我要号召NBA有所行动了。
人们需要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态度有所改变,完善相关的政策,从白纸黑字的角度予以支持。鼓舞人心的是,只要找到我写信的这些对象就好了。
快速地回顾一下往事。三年前,我咨询过在我们的联盟里是否有涉及心理健康问题的相关条款。生活中饱受广泛焦虑症(GAD)困扰的我,认为联盟中理所当然地该有相关的政策和程序去对应每一个已知的有关心理健康的问题。但结果是,显然没有。我认为这种制度完善程度的缺失只会将事态引向一个非常误导人的方向。也就是说,联盟中关于心理健康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都是不符合逻辑的。我担心,这样的一个理念,在错误的管理方式下,真的很有可能会给我自己和其他的球员带来真正严峻的健康风险。
我恳求老板们、总经理们和教练们不要对医疗状况进行实质性的插手。我的这种想法在我接触了联盟自身的医疗团队之后得到了强化。我们的联盟已经有了负责处理球员身体上伤势和病患的体系,那么也就应该建立起保护球员不在医学治疗中被不恰当的管理所耽误的机制。在一个人被当作商品的行业,俱乐部和他们所经营管理的人员配置之间涉及到健康的冲突实在是过于明显。我们的劳资协议条款要求球队去向那些只为球员的身体状况和健康着想的专业人士进行咨询。然而,即便是在(劳资协议中)明文提及的伤势和病患这方面(还不包括心理健康),球队依然被允许对于自家的医疗组成员提出的建议不予理睬。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那些决定接受队医建议的球员们,可能会陷入争议之中。很明显这也是一个问题,但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论题。不幸的是,在明确的心理健康干预机制完全缺失的情况下,球员遭受管理失当的风险显著增长。而在休斯敦,我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
在休斯敦的时候,我遭受了很严重的管理失当问题。从医生的处理和介入方式,到明确规定和相应政策解读的缺失,这些都激化了矛盾。在我们协商的这段时间里,直至今日,很多人——包括一些火箭队内部的人——都告诉我,关于心理健康的政策,我的见解毫无疑问地是正确的。对此很难有什么争议,毕竟在新秀过渡项目(RTP)上,一次对我们劳资协议条款的研读也告诉了我这一点。
而让我吃惊的是,NBA从上到下让我体会到的都是,除非我打得很好,向联盟和球队老板展示了自身的价值,不然没人愿意听我的意见。我被告知,光是说真话已经不再足以带来改变和解决方案了。在这个社会,利益就是一切,美元对于道德规范的撼动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不希望只是保有正确的观念,却什么也做不了。我需要有一个让人感觉良好的故事,得到公众的声援或者打出良好的表现、体现了自身的价值才能去谈及真正的问题所在。
之后我就觉得我的这种想法错了,时至今日我依然这么觉得。如果有这么一条清晰可见的、能够让球员和其他人们活得更加健康幸福的道路,那么它应该被发掘出来。那么,要合理推进历史进程就不再需要任何肤浅的平台或者流于表面的成绩。我认为,这条准则在解决所有问题上都是通用的,包括而又不止于心理健康问题。
我的一些致信对象会有这么一种看法,“你是谁?你有什么权力来指使我们做什么?”。鉴于某些特定的媒体报道我的角度,以及我们深陷在这个信息误传泛滥的年代,我发现我不得不提醒你我的确切身份是什么。我并不是那个因为焦虑症打不上球的孩子。我并非上不了飞机。尽管这些形象已经被那些可怕的煽情主义报道所塑造出来,但他们从来都没有反映事实。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爱荷华州,我生活在一个相互包容他人个性的团体之中。这种态度是由我的前任主教练弗雷德-霍伊博格所引领的。我从来没有因为焦虑症或者害怕飞行而缺席任何一场比赛。我很肯定你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应该早就知道这一点了,但我觉得只有将事实从闹剧中剥离出来才是合适的。
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是,我的出身是平凡的。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中部人。我是一位父亲,也是一位兄长。我是一个通过刻苦训练,克服了很多艰难困苦,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在最高级别的联赛打球权利的篮球运动员。一路走来,我都是在一个并不安稳的位置上实现这一切的。这种出身造就了一个相信这个国家并不只是追求利益的人,我是一个相信正直和道义永远都不该被收买的人。成为一个精英级别的运动员,或者其他任何类型的“名人”后,随之而来的并不应该只是金钱和拥趸,更不是恶习。更重要的是,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我有权利去请求那些有能力承担责任的人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即便是这些“正确的事”是“罗伊斯-怀特范”的,是反传统的。
我不是一个亿万富翁;我不是一位全明星球员。我被火箭队告知,我应该给数以百万计的人树立起榜样,只要继续打球,取得成功,就能“克服自身的困难”。我不支持这个看法。我认为在这个国家,以及全世界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们,无论他们身处怎样的境遇,他们都有能力去寻求帮助。他们应该相信,无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在何处,更重要的是,无论他们拥有什么,他们都是重要的。我传达这些信息并不是为了鼓吹自己的主张,并不是为了公开宣扬人道只是预留给了那些成功人士。首先,成功是一个过于难以捉摸的概念,而且很难一直保有,不适合作为判断一个人的决定性因素。其实,多数美国人从来没有打过NBA,从来都赚不了成百上千万元的美金,也就满足不了你对“成功”的定义。那么,对于那些“大多数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又是什么事情呢?他们坚持不懈地与他人坦白,鼓足了勇气,才能在最黑暗的处境和人生阶段中寻找到帮助。他们还应该知道的是,即便他们已经觉得自己没有价值,那些帮助他们的人士不会这么想的。这是我有兴趣传达的唯一想法,这就是我。而我因为我的身份而被放逐。
这个联盟的很多球队老板都不只是这项运动中的卖家和卖家。作为一个整体,你们代表着很多行业的领袖人物。作为一个有着可以用来改善心理健康问题的各方面必要的资源和信息的团体,单单是这一点就突出了你们有义务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心理健康问题和相关的政策需要得到实质上的支持,需要被放在最高的优先级上。
我喜欢篮球比赛和NBA。我在90年代长大。然而,对心理健康问题和福利问题的呼吁不理不睬并不是该有的处理方式。它也不该成为最后的通牒。“。。。。。。事情就是这样了。。。。。。”并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关于不作为的借口。在谈到把握好我们这个行业的福利问题平衡时,这种说辞已经出现了太多次。当你将球员(人)视作商品来购入、贩卖和交易时,拥有更健康的球员显然会让你在这项生意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不过,你更应该承担起你的道德义务,做那些应该做的事情,关注球员和他们的健康,特别是当你们把他们当产品看的时候。如果心理健康没有被算在球员的整体健康状况之中,那么就会给每一个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最后,那些心理健康出了状况的人总是被塑造成虚弱或者懦弱的。他们被看作是那些给社会带来负担,需要大剂量的或者特殊治疗的少数人。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而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一种不想承担责任的托辞。在我们国家,有很多人正受到心理健康问题的困扰。除了那些正深陷其中的人,每个人都应该严肃对待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要有保持和改善心理健康的意识。心理健康问题更多地与心脏病、癌症以及糖尿病相伴而来。它是一个很宽泛的术语,会导致它出现的原因有很多,但要给予帮助,只需要承认他们,并付出真正的努力。“懦夫”并不应该被用来定义那些有心理疾病的人,也不应该被用来描述那些为这类人呼吁奔走的人。“懦夫”这个称号属于那些完全有机会改善这一局面,却碍于自己的形象只想着维持现状的人。
我怀着谦恭的态度,希望得到一个和这封信里提到的每一个个体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希望继续去探讨建立起这个联盟迫切需要的有关心理健康问题政策的可能性。我希望,也相信我们能够找到一种让现在的局面变得更好的方式。这样,这种更加透明的机制能让我们的球员、我们的联盟、我们的家庭和我们所爱的人收益。影响力还会扩散到社区和那些视我们为榜样的年轻人。也许,我们甚至能起到灯塔的作用,成为NBA这个品牌能够起到的作用的一个范例。今时今日,对于真正有所行动的呼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
祝安好,
罗伊斯-亚历山大-怀特
译/Zea
(转自On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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