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郑也夫谈奥运之一
郑也夫，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先后在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供职，退休前为北大博导。他著作颇丰，出版过《走出囚徒困境》《知识分子研究》《吾国教育病理》《信任论》等20余部有很大影响的专著，他曾任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主持人、《实话实说》总策划。
最近，我收到他的一本近作，就是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奥运会与世界杯》一书，收录了他十多年来的体育评论文章。这些体育“断想”，以体育透视人性、社会，呈现了一部奥运小史。在里约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我们与他共话奥运。作为我曾经的同事和多年的朋友，很想把书中的精彩篇章介绍给大家，其深刻与独到见解在体育文化界独树一帜！
现代奥运诞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它诞生之初的理想，与后来奥运会的实际发展很大不同？总起来看，当年创建者有两大理想后来未能兑现，形势比人强嘛。
其一，他们最初想办一个业余性质的奥运会。他们希望参赛者不是职业运动员，而是把运动作为陶冶身心的手段。那时一些项目设有门槛，比如赛马只有贵族可以参加。显然，这样的阶级色彩太刺眼了。业余运动，是富人高雅的爱好，穷人基本上不可能参与。随着时代的发展，奥运会摆脱了曾经的阶级色彩。
业余性质的奥运会不能兑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人们对奥运的期待和创建者的奥运理想不符。现代奥运诞生时提“更快、更高、更强”，并没有辨析这是针对个体还是群体的。当然这也是每个运动员的追求，每个参赛的个体当然想超越昨天的自己，但是人们看奥运，不是看我的哪个朋友这次奥运的表现超过了他过去的成绩，而是看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能快到什么程度，高到什么程度，强到什么程度；看我们这个物种的顶级运动水准，看纪录能不能打破。业余选手几乎肯定不是我们这个物种里顶级的选手。业余性质的奥运会满足不了这一期待。
第二个没有兑现的是世界主义的理想。在顾拜旦的时代，民族国家之间战争频繁。顾拜旦希望奥运是非民族主义的，每个运动员只代表自己和全世界的青年，不代表任何国家。可就从最朴素的观众角度讲，人们更喜欢有所归属地观看比赛，这样才更投入，更紧张。我是某一方的忠实粉丝，要为它站队，这比中立地看比赛刺激许多。看两个与我无关的国家的比赛，和看有自己国家运动员参与的比赛，心情决然不同。于是，民族情绪就和游戏无可避免地捆绑在一起了。
政治家也在推动奥运会和民族情绪挂钩。政治家看到自己国家的选手拿了金牌，会想入非非：金牌能够凝聚民心，彰显国家实力，体现他的政绩。多数的政治家都是高度功利的。当年台湾出了一个顶级的十项全能选手杨传广，因为奥运比赛的时间和台湾的时间相反，蒋介石就和秘书说，他先去睡觉，出一个结果就赶紧把他叫醒。一晚上最少有两三个项目。他之所以那么关注，无疑有非同一般球迷的民族主义用心。
所以我们更愿意通过奥运会来强化民族主义？是不是还有所谓体育本身呢？奥运会和民族主义有一种共谋关系。正如我刚才所说，一方面政治家在调动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民众也愿意在运动场上回应。人们看到自己国家的运动员上场，兴奋异常，要是本国运动员得了金牌，更不得了。人们愿意看国家之间的竞技。在这个意义上，民众和政治家是合谋的。奥运会的一些仪式，比如升国旗、奏国歌，也无形中助长了这些情绪。
但体育毕竟是游戏，毕竟有独立于国族政治的一面。游戏要看谁玩得更好。大家虽然愿意看本民族的运动员出场，但也愿意看纯正的顶级技艺。比如博尔特的百米，我们难道不愿意看吗？只把体育用来伺候民族主义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体育迷。我看体育，过程在相当程度上重于结果。只重结果，或许可以说是真正的爱国迷，很遗憾，我真的不是。民族情感和体育应该调和起来，前者固然能让体育观赏变得更投入，但技艺有它自身的魅力。
（原载于《上海书评》丁雄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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