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没有何振梁的音讯，不露面也不讲话，我问过他的忘年交棋哥，棋哥说老爷子病的不轻，以后的岁月也就在病房里了。棋哥经常去看他，说老人家心态很好，虽然某个人曾著书用不实之词公开攻击他，但他用沉默是金的态度避开了争吵，也反而让人们觉得大气。
对于何振梁申奥的功绩有多大也许有不同看法，但“申奥功臣”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祖籍浙江上虞的何振梁1929年12月出生于江苏无锡，1938年，何振梁随全家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转读教会学校，1950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何振梁本来是工程师的料，由于建国初期外语人才奇缺，他被分配到团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那正是共和国百废待兴、艰苦奋斗的年代，初到团中央三个月，何振梁便参与接待了十几个国家青年组织领导人组成的世界青年代表团，后来又到祖国各地，当他看到沿途不少火车运送兵员和军需品的时候，又萌生了走上战场、保家卫国的强烈愿望，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由于工作需要，他的愿望没有实现。
1952年7月，何振梁参加了赴赫尔辛基第15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工作。这使得过去对奥林匹克并无多少了解的何振梁首次进入体育行业，他目睹了奥运会是怎样吸引着不同种族、制度的优秀运动员汇聚在一起，了解了新生的共和国怎样艰苦力争在赛程快完的时候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村。
1952年11月，作为技术专家的何振梁感到做翻译不是自己的本行，向组织提出愿意从事自己的专业，他便被分配到二机部四局，做电机研究工作。两年后，何振梁从维也纳开会回来，恰巧碰上国家体委国际司副司长张联华，这位老革命出身的官员发现何振梁正是国际司缺乏的人才，希望他能到体委。但二机部不同意放人，还是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亲笔写信给他的老下级、二机部部长赵尔陆，才使何振梁成为体育界人士。
何振梁成为体育外交战线最繁忙的人，他作为多个代表团的成员和翻译，面对反华势力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都毫不含糊地表明中国的立场。多次斗争，何振梁感到我们的国家是多么艰难顽强，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又是何等坚定，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所做的工作又是多么有意义。
在体委工作期间，由于良好的法文功底，何振梁常常被临时抽调担任国家领导人的翻译。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何振梁担任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翻译。有一次给毛泽东做翻译，才27岁的何振梁难免拘谨，但翻译结束后，毛主席问他叫什么名字，何振梁回答：“叫何振梁。”毛泽东主席又问他名字怎么写，何振梁回答说：“振作精神的振，栋梁的梁。”毛泽东高兴地说：“振作精神，很好。”何振梁还多次担任周恩来总理的翻译，并随总理出访，他从总理身上学到了不少翻译技巧和很多做人道理及敬业精神，他在自传的一节中用几个字做了标题：周总理――毕生学习的榜样。
何振梁在体育界经历了50年代的百废待兴，60年代混乱的文革，作为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也险些被整肃，直到三中全会以后，何振梁才真正可以按照体育自身的规律大干了。
1980年初，国际奥委会致信中国奥委会，要求提供中国将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及有关情况。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还建议中国提出三名候选人，并注明中国认为其中哪一位候选人是最佳人选。体委领导按照贡献和资历，放在在第一的是荣高棠。这件事经过集体讨论本已定下，但从外地归来的荣高棠回京后得知这一消息，提出自己已经69岁了，在清华上大学虽学过外语，但到国际奥委会去工作显然不够用，应该派一个年轻干练的人去。这个人选不仅应外语好，而且要有对外政策、国际体育事务等方面的广泛知识，这个人选，非何振梁莫属。这位德高望重的体育界元老明确表态：“把我的名字拿下来，把何振梁排在第一位！”从此，国际奥委会又有了一个中国人。
在国际奥委会，何振梁为打开更多的体育国际交往，做了大量脚踏实地的工作。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让何振梁格外兴奋。作为已经是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中国人，他当然要竭尽全力，同时要掌握分寸。他不知飞行了多少万公里，与多少国际奥委会委员接触。他重视细节，以至于代表团的决策需要经过他认可才放心。在宣布结果前，他的夫人梁丽娟怕他犯病，让他带上防止心脏发病的药。然而，中国北京最终以2票之差未能取得主办权。国际奥委会主要成员上台宣布前，何振梁已经知道结果，他确实感到失望和委屈，但他要保持中国人赢得起也输得起的形象，他抑制住伤感，强做出微笑。回到宾馆，何振梁才感到异常疲倦，他躺在澡盆里想让心情平静一些。他的女儿真真从北京来电话，哭着说，她看了电视转播的全过程，她难以接受这个结果，但女儿要爸爸妈妈多保重，并说她爱他们。何振梁再也控制不住了，放下电话，他顿时泣不成声。
虽然失败了，一位海外华人对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说，除了当年的抗日，也就是申奥能把海内外“左中右华人团结在一起了……
何振梁有信心在有生之年让奥运会在中国举行一次，第二次申奥，他首先总结第一次的教训。作为一个老体育外交家，举了几个例子都值得这次申办注意：1990年亚运会期间，刚刚参加完在东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98次全会(投票决定第26届夏季奥运会在亚特兰大举行)的近60名委员，受中国邀请来北京观摩第11届亚运会。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申办奥运会的考虑，但对这批掌握申办城市命运的委员，并未有意识地开展工作。对出席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的委员们招待也很欠考虑，竟然让这些有一定身份的乘坐一辆普通的大巴士，而且五六十人挤在一辆车里，这可能是他们遇到到最差待遇了。这些委员恐怕还要对北京城市的现代化水平有所怀疑了。1993年国际奥委会委员来京考察时由瑞典人埃里克松带队，有关方面安排他们参观的是建于60年代后期的首都体育馆。在看运动员体息室时，考察团成员都露出了不满意的神色，因为运动员的更衣室和洗澡间分设在通道的两侧，这一点在西方人心里是难以想像的。另外1993年的那部申办片是一部帮倒忙的失败之作。当时可能想以西方人的目光去看中国更能适应西方官员的欣赏习惯，所以确定由一个美国摄制组来摄制。在半夜播放时，中国观众就不解：怎么总是充斥着皇城和老人打太极拳、遛鸟、慢悠悠蹬三轮车的镜头，中国和北京在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没有得到如实反映。难道这是真实的中国和北京？
为第二次申奥，他奔波于各大洲达几十万公里，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尤其为了在莫斯科做好陈述，他呕心沥血。有丰富经验的何振梁说出申办的真谛，就是争取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支持，这是个争取人心的工程，要不辞辛苦、日积月累。为此，他总是不知疲倦，总是精神抖擞。他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或执委会议，并以他恰如其分和颇有情感的发言为会议作出贡献。
那一天最后发言的就是是曾经担任过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的何振梁，他既是见证了新中国体育全过程的老体育工作者，又是在国际奥委会担任要职的官员，他在奥委会委员中具有很高的人气，他的发言也充满打动委员们的情愫：“无论你们今天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你们今天这个决定将通过体育运动使世界和中国拥抱在一起，从而为全人类造福”，“多年来，中国人民对于奥林匹克理想的不懈追求就像你们对奥林匹克主义的信仰一样毫不动摇……选择北京，你们将在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将奥运会带到拥有世界上1/5人口的国家，让十多亿人民有机会用他们的创造力和奉献精神为奥林匹克运动服务。你们今天的决定将瞬间传播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数十亿人民将从中看到奥林匹克运动未来的方向，你们所传递的信息也许将意味着一个全球团结新时代的开始。亲爱的同事们，如果你们把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荣誉授予北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7年后的北京，将让你们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谢谢你们！”
随着何振梁陈述的结束，坐在电视机前的中国观众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同时还在担忧着什么，在没有最终宣布结果以前，一切皆有可能发生。
第一轮后，主席宣布大阪出局。接着就是第二轮。表决结束后，何振梁看见3名监票人都在表决结果的纸上签了名，姆巴伊委员封上信封，3人一起起立，走向主席台。他们3人经过何振梁时，都向他眨了眨眼。接着萨马兰奇走向讲坛宣布，他走过何振梁身后时，轻轻地点了一下头。何振梁激动地对自己说，北京成功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实现了！
直到萨马兰奇清楚地说出“北京”二字时，人们才放心，顷刻间变成中华大地上一个个欢乐的海洋。
北京得到56票压倒性的优势，北京是无可争议的胜利者。
百年梦想，终于在这一刻实现了！萨马兰奇“北京”二字虽然短暂，但凝聚了多少代、多少人的梦想与脚踏实地的努力。何振梁对此参与尤深、体会尤浓。
在北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那一刻，年过七旬的何振梁先生流泪了……
何振梁先生走了，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体育事业，尤其让奥林匹克在中国举办立下不朽的功绩。这功劳究竟有多大？这无法用数字来量化，但人们会永远记住他为此献出了毕生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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