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的9月2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
在决定公布后至今，除了体育主管部门保持沉默之外，与体育市场相关的所有人们都在欢呼这个决定。由此可以见到两个问题：
目前的审批制度被主管部门之外的所有人都认为是“苛政”；
但是它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取消”就可以解决的中国体育面临的问题。
我理解体育主管部门的“沉默”，因为他们即使再高调也无补于事，因为很多关乎到体育的事情不是他们的能力范围所及。
依我看，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人士看作是现代中国治理的重要方略，从管理型执政到服务型执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除了奥运战略之外，至今我国的体育事业和市场并不能算成功。并且由于中国的观众渐渐地已经不需要用中国奥运军团的压倒式胜利来证明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所以逐渐开始对于中国的体育发展战略产生不满，而这种不满如果国家不加以引导和重视，将丧失民心，如果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人们由于国家的政策失误而对奥运会不再感兴趣，后果远不是体育的失败，那事情就大了。
体育事业不仅仅是奥运金牌，体育市场也不仅仅是金钱，体育是市场社会里面的非常重要的稳定剂。市场体育需要的是稳定的忠实，是消费的忠实，是愉悦的忠实。体育是否发达是社会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当每个周末大多数人或者到运动场去锻炼，或者去体育场馆看一场比赛，再或者坐在客厅里打开电视看直播，这个国家就是稳定而发达的。
体育事业和体育市场牵涉到国家对于现代社会的管理，对于媒体的开放，对于吏治的整顿，对于纳税人的尊重，对于世界通行原则的了解等等方面。所以我说：中国的体育不能仅由体育主管部门管理，它应该被现代政府看作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略。
我认为中国的体育发展经历过了两个时期，正迎来第三个阶段。
从第一代新中国执政者的谈话和行动中可以看到，体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就是强身健体，很少功利色彩。和当时的世界潮流虽然南辕北辙，却是殊途同归。国际奥委会在那个时候也是坚持体育的业余性质的。
体育在那个时候是纯粹的。几个原因：物质不发达，生活简单，时间充裕；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某个群体之中，群体娱乐的一个重要成分就是体育；中国与世界隔绝，极少参与世界比赛，即使参加也基本上是以外交为目的，所以锦标色彩不浓，人们也没有用体育证明自己的强烈愿望。基本上是自娱自乐。
第二代领导人更多地用体育进行精神激励。
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在人们的精神层面彻底摧毁了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外的其他所有的价值观，在物质层面则使得中国的经济基本停滞。由于物质生活的匮乏导致人们对于精神的崇拜产生了怀疑与动摇，这成就了1979年邓小平开放改革的社会基础。另外由于常年的教育和思维习惯，当时的人们对于改革有着非常热血的精神支持，体育上的胜利成为了表现这个支持的最好平台。
所以，当1981年3月20号晚上，中国男排在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与韩国队比赛时，在先失两局，后来连追三局最后以三比二获胜之后，北京大学的四千多学生自发地在校园内游行，第一次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在随后的一些年里，体育比任何一种宣传和鼓动对于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都显得真实而有力。于是，中国领导层和中国民众对于体育的认识从强身健体转移到了为国争光，再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所有人都是夜以继日，时间就是金钱，就是效益，中国人渐渐地把体育当成了运动员的事情，对于体育的了解更多了，却都从电视上，自己参与体育的时间越来越少。
世界体育格局也是从1984年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上任而逐渐开始改变。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体育赛事也从“业余”转为职业，而且大型赛事的开销也越来越大，没有来自于市场的经济支持已经无法为继，所以世界体育开始了商业化转变。相应于当时的中国，由于中国体育的国家性质，所以以“举国体制”来发展体育，用“奥运战略”在世界比赛上夺取金牌，成为了符合逻辑的国策。一直到今天。
如果说从1949年到1979年间，体育在中国属于经济基础的话，从1979年到现在，体育在中国更重于精神层面，是上层建筑。而且是自上而下的鼓励，灌输，提倡，和身体健康关系不大，和市场的关系更远。
我们不多的“市场体育”则和世界市场体育看上去是在一个基本相同的时间走到了相同的变革面前，例如中国的甲A足球联赛和英国的超级联赛的出现只差了一年，但是从社会的市场发展层面上则有百年左右的时间差，而这个时间差又是出现在一个信息开始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得到的结果就很不相同了。
市场发展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是谈到资本，都逃脱不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初级特点，即惟利是图，不择手段。当市场发展到一定时间后，这种原罪才会逐渐自我修补。在二三十年前，世界体育市场的变化是站在已经摆脱了原罪的发达国家市场平台之上，而中国的体育市场变革则是产生在中国市场的原始积累的开始阶段，所以过去30年里中国体育的变与不变，都有着“原罪”的影子。
举国体制的劣势在于它和权力连接在一起，因此不太会像市场体制那样自我完善。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形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一些城市和地区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必然要逐渐带来发达国家群体的思维和要求，对于体育也是这样，于是有些人开始质疑举国体制。这些观念性的变化开始于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那时候有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计算一块奥运金牌是用多少金钱炼成的了；到了2004年，这样的质疑声音加大，因为那一年正好是国家税收大幅增长的一年，仅个人所得税就增收了300多亿。体育总局的支出几乎全部来自于国家，即来自于税收，所以纳税人当然会质疑。如若不是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对于单一的举国体制的质疑声会更大。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巨大胜利，加上几乎同时出现的世界经济危机，连美国都开始了政府对于市场的调控(和中国的政府调控是不同的)，于是举国体制在那之后似乎重新成为了中国体育发展的唯一道路，甚至还向发达国家传授经验。其实在那个时间，举国体制已经和30年前相比变化了许多。如果30年前的举国体制是国家经济状况不好的无奈之举的话，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整体利益群体的主动要求。所以我说过，北京的胜利反而推迟了中国体育的变革。
中国体育需要变革，这个变革不仅仅是市场化，更重要的是还体育之本相。体育本身是自我约束，自我锻炼，自我喜好，自我消费。过于强烈的使命感在某一阶段，在某个群体，在某一时间是需要的，那也是体育的本源之一。但是如果单一地强化甚至扭曲，就反而降低了体育的本来意义。中国到现在没有形成一个自发的体育群体，没有形成体育消费的观念，也没有形成市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体育在精神层面的过度使用。而这个过度使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的领导阶层的观念还没有现代化。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三四十年前的基础了，新的一代领导应该将体育作为重要的治国方略看待。
我认为，现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应该是中国体育的顶层设计的开始，也是一种信号：国家治理新的发展阶段到来了，那就是：政府要更多地依赖于民众，服务于民众，要更少地发号施令。从长远看，中国的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比几乎所有的行业发展都要重要。
为什么？
大国必须是“雄性”的，而“雄性”最标准的表现就是对体育的热爱。美国历任总统都喜欢体育，在棒球开始时开球，接见NBA冠军队，参加美式橄榄球的超级杯；俄罗斯的普京更是经常自己“秀肌肉”。他们那不是显示“自己”，而是在向自己的民众表示自己领导的这个国家是强大的。
遗憾的是我们看看自己，看看在我国主流和非主流的媒体上面播出的节目和刊登的文章，有多少可以算得上“雄性”？
体育自身拥有健康向上的价值观，而且是潜移默化的，绝不是过去的“灌输”。
现代的中国是50，60年代出生的人们在领导和治理着70，80甚至90年代出生的人员为主的中国。一方面，50，60年代出生的人们和我们的父辈相比，是旧时期与新时期之间的桥梁，既有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使命，又了解外部世界的长处和短处；另一方面80，90年代出生的人们基本上是不看《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的，他们或者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四处流浪；或者是没有后顾之忧地享受生活；他们了解这个世界的几乎所有事情，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说教，连父母的说教都不听的人你能指望他们听政府的吗？他们需要的是可以在他们心里产生共鸣的治理方策。
我们经常提到“要防止中产阶级陷阱”，我认为所谓的“中产阶级陷阱”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可能性，不如说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看看发达国家的历史，无论大小，那里出现过我们提到的“中产阶级陷阱”吗？无论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君主立宪的政体，他们都是几百年前经历的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由于那个时期交通通信的欠发达，社会主流的价值观是由上层社会的贵族阶层确立的，从人性方面讲，他们的基本观念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在这个价值观基础上出现的民主制度。虽然民主制度规定了“个人主体”，但是从社会上讲，这个“个人”其实是遵从社会普遍的大局意识的，用现在的话说，是有底线的。然而在发展中国家里面，之所以“发展中”，正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历史的近代中出现了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封建皇权或者是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没有形成过去两百年左右占据了世界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却由于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得西方国家几百年前经历的原始积累的弱点突出地表现在了这些国家的方方面面。人性是往低处流的，所以现代民主社会的“个人至上”变成了“只为个人”。于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官员只为自己升官发财，富人为富不仁，穷人不思进取，中产阶级只关心自己的收入和福利。谁来想国家呢？少数的理想主义者，而靠理想可以创造一个新世界，却不足以治理全社会。这才是“中产阶级陷阱”的根源。
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中国的社会缺少了一个整体的价值观。由于形式主义的官僚作风，官员们在台上说的话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这样的群体如何治理现代中国？以至于习近平这个管理团队用“中国梦”这个中性的口号来替代原来的说教。但是如果还是用原来的治理方式和方法的话，好经一定会被念歪了，因为整个吏治群体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对于梦想，体育就是最好的载体。现代的中国亟需现代的，所有正常人都可以接受的价值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英雄主义。英雄主义在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奥运会就是英雄主义的大舞台。作为一个过去的体育电视人，我看过许多国外电视台对于奥运会的报道。突出的东西和我们的是一样的：金牌得主的拼争和失利者的遗憾，只不过比起我们的报道来更加人性化而已。
团队精神。在体育领域，团队精神主要表现在联赛上。过去的30年里面，美国好莱坞推出过超过60部体育电影，我看过其中的大部分。无论是最为美国化的美式足球的超级杯，还是最有个人色彩的高尔夫，所表现的都是一个人的成功必须依靠团队，而一个团队里面必须要有英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与人为善，融入社会。社区体育，球迷文化正是最好的社会融合。我曾经观看过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的决赛，那也是美国电视收视率最高的篮球赛事。论水平要比NBA差很多，但是它吸引了一个大学，一个州，以至于全美国的和那四所大学有关联的几代人，充分显示了参与的力量。
积极向上，健康生活。假如一个人每周坚持3-4次体育锻炼，那就说明他对于生活充满了信心，尽管可能现在的生活境遇比别的人差，但是他会对于未来充满希望。
在现代社会里面，体育已经非常复杂和社会化了。它既是一小部分群体对于大多数群体的激励，又是一个个个体对于自己的完善，还是不同的集团对于共同目标的追逐，也是政府能力的体现。体育是社会和市场的结合，做的好就社会稳定，百姓安康，做不好则民众不满，吏治无能。
今后体育在中国应该是这样的：
举国体制继续支撑着中国的金牌战略，但是只限于奥运金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面，奥运金牌绝对是需要的，即使那些说三道四的知识分子，如果中国代表团在奥运会中表现不佳，他们更会抨击。而中国人在奥运会上的金牌希望几乎都是非市场化的项目，例如射击，举重，跳水，乒乓球和羽毛球等。若没有举国体制的继续支持，这些没有或者市场潜力不大的项目就很难保持优势。
不可否认，不是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可以从市场上面找到收入，但是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应该得到平衡发展。即使是田径，游泳这样的奥运会最热门项目，他们自己的世界锦标赛也无法和奥运会上的比赛相比。原因在于这些项目无法举行有规律，经常性的赛事，四年一次或者两年一次的锦标赛无法在观众中形成长期收视的习惯，媒体公司就不会出很高的价格来购买版权。同时每两年或四年一次两周的比赛也无法给予赞助商足够的曝光时间，所以赞助商的投入也就远远比不上奥运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大家庭里，奥运会的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是要分配给各国奥委会和各个项目的联合会的。美国奥委会更是有专门的对于非市场项目的资金支持。在一些国家，还有对于赞助体育比赛的税收政策，鼓励企业支持某些“小众项目”。
所以举国体制不可废止。中国体育代表团就是应该始终在奥运会上保持强势地位，使得全国观众每两年有十七天与全世界同步的共同欢乐。
举国体制还应该有一个重要用途，即国家或者是地方政府出资建造和维护大众体育设施，因为这些钱几乎都来自于纳税人或者购买彩票的人们，应该回馈给他们。百姓可以自由使用这些设施，当然也可以适当地用于市场，但是从市场运营得到的收益不应该由政府机构收取。
这还不够，举国体制还应该应用在联赛上。确定和发起组织几个项目的“国家联赛”。社会发展到今天，如果指望走美国40年前走的完全市场化的体育联赛发展道路已经不行了，谁都不会再有耐心。所以国家主管部门应该根据对于中国市场的调研和中国人的喜好及习惯来确定5-6个国家级联赛，然后在法律，资金，政策等层面予以大力支持，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形成国民的热爱体育的习惯。
体育体制有限开放，制定出详细而有操作性的国家法规，规定鼓励多渠道举办不同的赛事，也规定哪些级别的赛事需要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和支持；哪些级别的赛事仅社会备案就可以举办；政府机构对于所有这些比赛必须给予全力支持。在联赛组织者中鼓励“混合所有制”，有企业，投资者愿意参与的职业联赛，也有加盟方式的自发式商业联盟。
温饱之后的人们会有更多的追求，体育就是很重要的部分。生命和乐趣，欢呼和激动。更多的人们锻炼，这个国家就会有更大的活力；更多地人们走入赛场，体育赛事才有市场价值。而更多的人走进赛场，这些人们就可以带动几倍以上的人群关注体育，凡是热爱体育的人都是积极向上的，这不正是国家治理者所需要的吗？
所以我说，体育赛事上面的审批取消，不同于其它行业的取消，它需要政府部门的多项改革，这样才能保障这些“取消”。在中国体育的发展方面，未来的五到十年里面会有相当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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