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强一没留神，我也混成了“前辈”和“老师”，岁月蹉跎，大家都躲不掉称谓异化之流毒。
我记得以前在体坛，“老师”这个头衔是约定俗成、仅供一人使用的。写下这“我记得以前在体坛……”句式，我陡然有些后背发凉，这句式里，老气横秋的“前辈”风范尽显。多少年来，我不断提醒自己千万别变成了“前辈”，尤其马德兴周文渊苏群那样的“前辈”，最终怕是逃不掉这样的宿命。
这是体坛文化、或者说“体坛没文化”之文化滥觞。
草木皆兵
马德兴的声带是尖锐的，周文渊的情绪是敏感的，苏群的架子，是可以通过摔电话打掉的，徐济成的稿子，等到你要哭时，基本上是可以等到的……
我来《体坛周报》之前，混迹在政府部门，以欺上瞒下为锻炼内容时，听说过这些“前辈”们的名头，却没怎么见识过他们的能力。
不是我自负，而是《体坛周报》那么密集的字体，那么不透气的版面上，要找到一个作者名真不容易，尤其他们还老要在“亦夏、草君、耳耳、吴京湘、金文、达旭……”这一众歪瓜劣枣的笔名里躲猫猫，来到体坛，我终于猜出“达旭”就是“大徐”的山东口音，算是破解了一个前辈身份。
为什么体坛这些撰稿前辈，成天要躲着藏着，不显金身？马德、苏群和“达旭”都是体制中人，给《体坛周报》写稿，相当于开着公车拉私活，虽然本单位也是睁眼闭眼，但毕竟不能明目张胆。《体坛周报》又想借助这些人不大不小的名气，双方在不菲稿酬和不大名气之间的博弈，产生了这些笔名。一份报纸看下来，苏群从落草为寇的“草君”，到掏耳屎的“耳耳”，我对这些稀里糊涂的笔名，有了点草木皆兵的概念，觉得反正都是我得罪不起的。
其时体坛长驻北京的探马魏明兄，是个能说会道，坑蒙拐骗成瘾的秒人。由于“达旭”这个笔名，一次他和我在办公室探讨了一下山东地方文化的特征，从“达旭”，话题自然发展到“当里个当，闲言碎语不用讲……”的山东快书之类。没想到这快书很快成为了现实。
我在体坛工作的第一个长差，是和马德魏明老周以及报社领导去采访曼谷亚运会。当时的体坛领导，还保持了能偶尔微笑的人体功能，所以疲乏工作之余，大家都能自贱或贱人图个乐。疯狂抢夺各种新闻资源的马德兴，当然是魏明和我的攻击对象。
一天报社一位女领导来曼谷视察，这女领导不管报纸内容。她来当然要对大家的生活有所关怀。得知母仪驾临，我和魏明偷偷将马德所有衣服全都藏了起来，于是母仪进屋时，长时间保持只穿着肥大内裤写稿状态的马德，被迫躲在床榻斜后方遮羞。
娇羞的马德兴，绝对的前辈风范。
曼谷亚运会，在一周两期的报纸周期，实际采写压力不大，但体坛领导总有让你一刻不得安宁、日日痛不欲生的工作压力感。连着好几天，老周却不见踪影，终有一日，魏明偷偷告诉我：“刚才回酒店路上，发现老周一个人在酒店门口吃海鲜烧烤！”可是白胖老周，不如黑胖马德好下手，老周的清高傲岸，和他的评论一样特出。
苏群和我搭档了整整四个NBA赛季，为了定稿目，电话里吵得五颜六色。最终大家都记住了苏群是篮球媒体前辈，我如今偷偷摸摸写半条NBA微博，都要被一堆板砖拍晕。草木皆兵。
“达旭”的豪爽，总让我和他约稿之时心情愉快，但其人交稿之磨叽，殊为可恨，倒计时往往是“七点一定给你”、“九点绝对没问题”、“我用这电脑连着传真，头两页给你发过去了呀”以及“还有最后一小段”、“有点卡纸了，5分钟内肯定传过去”。等他稿子传到时，凌晨3点有余。
人家都向青春致敬，我的青春，在低声咒骂这些前辈中，默默消散。
曼谷亚运之前，马德和李烨辉骆明去了法国世界杯，据说马德在法国买了条背带牛仔裤，为一时之选。我和魏明在曼谷想起此事，觉得“档里个档，档里个档”实在太适合马德了。只是你不能当他面唱，他一发飙，人畜莫辨。
酒色财气
老周爱喝酒。
《体坛周报》最早发迹，在湖南体育局机关院内一排车库上临时搭建的房子里，体坛掌勺大厨也有艺名：萝卜丝，正名应该是“朱伟清”，反差很大。二十年过去，我们这些后来者都离开体坛了，“萝卜丝”还在体坛舞勺弄汤。
“萝卜丝”菜肴风格是咸辣大油，足口瘾增腹肥。老周会在夏夜敞着白肚皮，于车库顶上小平台，让“萝卜丝”炒几个小菜，满足一下他上海人的江湖豪情，然后在体坛老大车上吐个干净。很有点名士范儿。
马德作为一个无锡人，看不惯上海人的做派，赶上1999年美洲杯，他每天熬通宵看完比赛说完比赛，还要去录一堆例如“马哥侃球”的节目。为了马体安康，马德勒令“萝卜丝”每天为他炖鸡一只。骄奢淫逸。
马周当时就有着竞争关系，只是一人新闻报道、一人新闻述评，没有直接冲突。这样的竞争关系，对于报纸的质量，乃至对我这样的后进，都有一定帮助。比较而言，老周形而上，马德体而下。马德带队出差采访大活儿，节俭程度是出了名的。2001年十强赛，体坛记者大部队杀向中东，各种装备里就包括了马老师要求必配的电饭锅电炒锅。和国家队同住在五星级酒店里，大做低成本中餐，引来阿拉伯兄弟阵阵恶评。
马周互别苗头的风气，没有荡漾得多久。我始终在编辑篮球，“达旭”苏群的大牌，也随着熟悉而扎破。当米卢出现在中国媒体面前，很快又有了和他零距离的李响“响姨”，体坛内部的结构开始进入了异动期。大时代到来了，却让我们这些体坛自身培养的土鳖显得更土鳖。
不知道是否因为“响姨”爆红，有了“体坛三百万挖墙角”的江湖传言，连带出女记者进入体育媒体的热潮。2002年韩日世界杯，体坛采编人员里，女性版块有了“响姨”之外的好几位。一个爱说道的女记者，一天跑到我面前很神秘地告诉我：“你知道吗，他们都说你暗恋李响。”我其时刚从英国赶到那座还叫做汉城的城市，从未见过李响其人，不知道这姑娘当面扯淡、所为者何？
这姑娘故事不少。没隔几天，因为写稿任务分配，她和马德起了争执，现场大哭一场，看似相当可怜。我傻乎乎地打抱不平，国际长途找到其时体坛老大，说马德太不尊重人、工作上实难配合。电话打完，回到公寓一看，马老师和女学生已经言归于好，言笑晏晏。我顿时觉得自己是个SB。
后来才知道，机构大了、人手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就会发生。
赵钱孙李
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自然成了路。
世上本无事，搞事的人多了，自然搞出了事。
《体坛周报》就是这样有点莫名其妙地从石头里蹦了出来，因为一些好体育的人在一起搞事，就搞出了这么一个25年来的怪事。体育迷的好事。
当我在体坛开始工作时，这份报纸已经有着极高的发行量。我并没有觉得这些先后在体坛工作的人，有过多少宏图大志，大家更是为兴趣而来，享受各自兴趣的所在。各种人等，当然会有品流区分、素质差异，但那样“乘兴而来”的兴致，体现在每一个为体坛工作过的赵钱孙李身上，又因为这种兴趣兴致，辐射到每一个体坛能影响到的赵钱孙李身上。
我在体坛工作了十四年，工作角色转换，应该是比较多的。十余年前，体坛领导大规模扩张，全国招募记者设点，待遇尤其是重视程度上，记者和编辑反差很大。那个年代，体坛内部很少为金钱收入起纠纷，但业务重视程度有了轻疏，则很让人受刺激。也是在这样的刺激下，我决定找领导表示，我想尝试当记者。事实上，我在为体坛的编辑不平——当你的领导开口闭口就是隔壁班同学样样都跟好的时候，你会做何感想？
没想到这样的机会还真能争取到，我去了英国长驻，工作压力虽大，但经济上体坛给了充足支持，度过适应期，我逐渐能在工作和学习间找到平衡。那一段时间的长驻，也让我从篮球单一内容跳离，转向足球和更广博的体育及媒体内容。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体坛很快做出让我去英国的决定，并且几年支持不改变，似乎也没有什么高层决策、预算决算、管理层投票表决的所谓现代化企业管理流程。体坛的缺点，从来都是太干货、太朴实，然而在尊重内容的时代，这也是最大的美德。有这样的内容需求，我自然而然就获得了去英国长驻的机会，也逐渐通过努力，让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文化氛围中立足。
2006之后，我的体坛生涯基本属于投闲置散，转为经营范畴，幸亏写稿报道的空间还给我个人留着，不至于完全荒废。
我相信我的个人经历，在体坛的同事当中，还能找到很多类似。没有那种开明慷慨的性格、没有那种真正尊重内容产品质量的见识，没有体坛的今天，也不会有体坛的明天。就为这一点，作为体坛曾经的赵钱孙李之一员，我都有必要向体坛致敬。
这也是向我的、你的、赵钱孙李的青春致敬。
最快乐的时光，便是在一期报纸清样后，小样四散于混乱的编辑部，点一棵烟、聊两句天，身体的疲乏，压不住精神的亢奋。哪怕这期报纸质量并不出色，但经过不断催命的截止时间倒计时挣扎后，终于完成使命，这样的自我满足感，self—fulfillment,是我们做这一行的初衷。
我离开了体坛，但这十四年的旅程，却是我生命中最快乐也最自我满足的一段时光。
王献之雪中访友戴，乘兴而来，兴至而归。有没有见到友人并不重要，这是现实的目的，重要的是我曾经来过，我也快乐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