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足协刚出的三大新政引起巨大反响，众多评论分析出炉，多为“指引”如何过关，我却是对这三大新政褒贬不一：做得最对的是俱乐部改名，对其他两条，如U23上场次数的规定和组建5级梯队的做法则有保留。
关于俱乐部改中性名，新政是这样说的：“足协要求大力推动俱乐部名称中性化：俱乐部名称的稳定是培育球迷群体和球迷文化的重要基础，也是打造百年俱乐部的前提。各俱乐部要加快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逐步优化股权结构，通过三年左右的时间逐渐实现俱乐部名称的中性化和非企业化。”
这非常好，非常重要，尽管这一步来得太迟。为什么改名重要呢？因为只有改了名，由非企业化的中性名，才能使俱乐部去广告化，去企业化，俱乐部生存和发展才不会受短期因素影响，走向长治久安。
俱乐部企业化的弊病太多，在甲A和中超过去二十多年的经历中俯首可拾，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一些俱乐部出生时号称“建设百年俱乐部”，实际上活不过几年就消失了。中国足球起伏不定，俱乐部犹如水中花，开的时候很好看，一阵阵风吹过，便没了踪影。
最最不可靠的是这种企业化的俱乐部，承担的责任很多是与足球并无太大关联，而是与企业的兴衰与老板的个人兴趣甚至与非足球的追求息息相关，这就是足球俱乐部不稳定、不职业的根本原因，甚至与目前存在的球员和外援的天价亦有关系。我们经常批评足协不以足球规律行事，但中国职业足球的不职业并非完全在足协，俱乐部也有广泛的基础。
中国职业足球要想长治久安，要想稳定地发展，这是必须冲破的障碍，虽然需要很大的勇气，甚至承担一定的风险。中国足协终于做对了一件事，尽管来得太晚，但总比没有要好。
同时，还要对足协的这一改变的步骤点个赞，就是要求在“通过三年左右时间”来改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一拍脑袋就要马上实行。
任何重要的改变，都要给改变的过程预留一个过渡期。越来越多的有士之士认识到，重大事件的变革，“妥协”的结果远胜于“零和博弈”。过去足协推出许多自以为是的决定，通常是一纸文件出台，要求马上执行，从没想具体考虑过会带来什么影响和不良后果，总是自以为是。远的如取消升降级，近的如外援名额的改变，让俱乐部蒙受损失，也把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这种拍脑袋决定，拍大腿后悔的决策方式，让中国足球始终成为牺牲品。
有了3年的过渡期，就给俱乐部的从容改革，无论是所有制还是其他的改变提供了充分的时机，对于稳定过渡提供了有效的保障，这才是科学的方式。
足协的另两个新政仍然很值得商榷。把U23与外援的出场次数捆绑在一起的新政，仍然是过去那种强行把“奥运战略”植入职业联赛做法的延续。
为了增强U23竞争力，而把职业联赛的水平拉低。这样的做法对不对？对职业联赛的伤害有多大？立场不同，看法也不一。虽然里皮赞同这一决定，但如果里皮仍然是俱乐部的主教练，他还会赞成吗？当年他不是抱怨过国家队抽调了他太多的队员，影响了俱乐部的训练吗？有过同样强烈抱怨的还有斯科拉里。我相信如果斯科拉里站在国家队主帅的位置上，也一定会对这一新政抽赞成票的。
因为不同立场上的不同意见，这可以理解。但是对于职业联赛来说，保证和扩大中超持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是中超是发展还是停滞甚至倒退的关键所在，是职业联赛的生命所在。还是那句老话，因为一年一度的春晚，影响全年的演出，这样的做法值不值？职业联赛的发展和国家队的成绩，哪个更重要？足协管理层一定要搞清楚，谁是树干，谁是绿叶？更何况，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奥运球员”受到特别关照后“奥运成绩”会提高，历史上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
关于俱乐部必须拥有5级梯队的新政非常好，问题是给出两年的过渡时间是否太短？中超和中甲确实有一些有远见的俱乐部在青训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并且卓有成效。但是相当数量的俱乐部仍然后继乏人，在企业化广告化为主导的俱乐部，短期利益为主的并不鲜见，有的俱乐部“后继乏人”，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俱乐部性质和环境，必须要给出充分的时间。就像俱乐部名称的改变一样。如果过于仓促，很可能会衍生出另类问题。因此，在做决定的时候，还应该多为俱乐部的执行多考虑一下。政策的推出只有慎之又慎，才能更合理，更易推行。
足球改革，每一步都很重要，每迈出一步，都要力求正确和利行。好的政策，亦要给出好的步骤，二者不能缺一。足协过去在这方面有过太多的教训，翻开每一页，都是后悔泪。
本文来自公众号@葛爱平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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