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起，就是此前承诺过的，关于青训的内容了。
一切的源头，从里皮上任中国国家队开始。
当时有网友提出了个观点：
“为何花钱请里皮，而不把这钱用在青训上。”
虽然和不少人意见向左，但在我看来，这是个典型的伪命题。
本来，我想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把过往十年采访青训的故事梳理一下。
然后发一两篇长文，权当了事。
可越写越怕。
我渐渐发现，好多事儿自己并不了解，甚至完全不懂：
中国的梯队到底有哪些比赛可打？
有多少队伍参加？
成绩和比赛水准如何？
到底有多少个省市在“搞足球”？
青训是俱乐部在搞还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在搞？
中国的青少年球员到底水平如何？
教练水平如何？
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校园足球到底是什么样？
而了解的过程当中，又会反复有新的问题冒出来。
所以我决定采访。
这两个月，我抽出解说的空档。
看训练，看比赛；做采访，做调查。
我去了趟鲁能足校，也拉上刚刚退役的王新欣，一起去了趟梧州。
我给几十人打了电话，希望能把各种各样的细节，尽量搞清楚。
整个过程，得到了许多朋友的支持。
请允许我在连载结束后，一并郑重致谢。
只是。
采访得到帮助，并不意味着我会特别为谁说话。
最终的目标，是希望把当下中国足球青训的现状，真实而完整地呈现出来。
如标题所示，仅仅是“我所了解”的中国足球青训而已。
人力所限，或有不尽之处。
但绝不敢不实。
从一场半决赛说起
十二月的梧州，一如既往的阴冷。
2011年，我来这里采访的时候发过烧。所以这次长了教训，没有相信天气预报的21度最高温，而是选择穿上秋裤。
日头偏西，风越来越大，王新欣冷得缩了缩脖子，漫不经心地表达了把棉服扔在酒店里的后悔之情。
从早上8点半开始，我们已在这座江边大草坪上呆了一整天。站累了就坐在地上，腰疼了再站起来。
眼下，有40支U-16的球队留在梧州，参加2017年全国青少年男足U-16锦标赛。一个比赛日就有多达20场比赛，分布在8块场地里进行，信息量巨大。
这一天最晚开赛的4场里，恒大足校A队和上海上港的比赛是最引人关注的。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双方的比分是1-1。
我绕过半块场地，走到上海上港的替补席后，清晰地听到了来自教练的喊声。
由于对上半场的几个判罚不满。上港的两位教练在中场休息时走到了裁判监督席抗议。每个人都清楚，这样的抗议不会让已经作出的判罚有任何改变，最大的意义，是在给裁判施加心理压力。
然而，这份压力也传达给了队员。下半场尾声，恒大足校A队打进绝杀球，最终2-1取胜。
比赛结束，我提起相机的同时，场地内的争执也开始了。
教练和家长们跑向了场地中央，叫嚷的人太多，声音混杂在一起，分辨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虽然是奔着写文字而来的，但过往职业经历还是让我迅速把手中的相机切换到了录像模式，把手里的笔记本往地上一扔，冲上去拍了一段11分钟的长镜头。
这其中，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赛后上海上港的替补席。我拜托了聚力体育的上海同行，翻译出了所有的上海方言，并上了唱词字幕，由于收声效果不好，或有个别误差，还请谅解。
在各位观看之前，有个小提醒：把包括脏话在内的原话敲成字幕，并非想通过细节造话题。我希望让更多不懂方言的观众明白教练在说什么。并思考一个问题：球员感受到了什么？
会有人质疑：为什么要盯着教练，而不盯着足协？难道裁判的判罚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难道真的没有黑哨？
在我看来，上港方面认为判罚有误，可以提出申诉。此前大连一方和山东鲁能一队的比赛，补时阶段发生了三个点球。大连一方提出了申诉，中国足协裁委会也受理了。
我更在意的，是教练。
面对15、16岁的球员，当他们遇到了“认为不公”判罚的时候，教练应该做些什么？面对重要比赛的失利，教练又该做些什么？
遗憾的是，参加了全场比赛的球员，不仅没有享受到比赛的乐趣，也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
返京时，我看到了一段短片。是在日本2016年高中杯，爱知县预选赛被淘汰球队们的故事。
相信看完这段视频之后，各位的感受与我相同。
如果没有之前的对比，我只会满心感叹：青春真好。
但愈对比，愈沉重。
我想讲得直白一点。这一事件上，上港的教练团队做错了以下几件事：
没有团队配合：几名教练都在自主和队员表态，没有主教练和助理教练的身份区隔，传达的信息几乎相同，也没有角色区分；
缺少安慰：关于安慰的部分，上港的几名教练除了：“没事的、穿上衣服别冻着、不就是一场比赛吗”之外，再没有其他方式。实际上，也没有球员听从命令乖乖的穿上衣服防止感冒。简单来说，教练并不知道球员的苦恼是什么，也没有针对性的安慰方式；
阻止哭泣：能够看到有教练大声对队员喊着：“哭什么？”实际上，哭是球员输掉重要比赛之后的沮丧，也是他们自尊心和好胜心的表现，其实是值得鼓励的事。仅仅要求“不要哭”，是和球员感情完全相悖的；
没有担当：除了指责球员和指责裁判之外，没有教练在赛后进行自我反省，或者哪怕是为了释放球员压力而进行的揽责任行为。这样一来，压力完全集中在了球员的身上，球员也只能把这份责任转嫁给裁判；
缺少指引：爱知县预选赛视频里打动人心的地方，恰恰在于教练和球员所站的角度不同。对于球员来说，眼前看到的，是努力一年之后梦想的结束。对于教练来说，是要让球员理解眼前事给人生带来的意义。对于这些球员来说，比起U-16锦标赛的冠军，未来的职业道路（无论是不是踢足球）才是更加重要的。
最终，除了加深球员对于这场比赛“不公”的印象之外，恐怕他们很难通过这样的比赛获得技战术上的进步了。而实际上，从旁观者的角度，在观看了整场比赛之后，我和王新欣都认为，从比赛质量到球员的未来发展前景，恒大足校普遍好于上海上港。
比赛第二天的中午，在梧州训练基地的协助下，我向所有的参赛球队发放了教练和球员的问卷调查。
球员部分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请自由分享一段你踢球的故事”。在有效回收的111分球员调查表中，只有4份的内容是关于裁判判罚的——4份全部来自于上海上港队：
我意识到，这次事件给上海上港球员带来的影响，恐怕比看上去还要严重。而对于中国足球“不公”的印象，恐怕会在他们头脑中停留很久。
还是那句话，无论事件是否真的对上港不公，教练在其中并没有起到好的影响。
外教“抢占”中国青训市场
远处的一场比赛，一位教练大声喊叫着，指挥球员进行比赛，同时不停用语气词表示着自己对失误的不满。
“你看那教练，好像手里拿着手柄似的。”王新欣说。
我一愣：“你也这么说？”
王新欣也一愣：“还谁这么说了？”
半小时前，我在场地里叫住了青岛中能U-16的克罗地亚主帅斯洛博丹。在自我介绍之后，便抛出了第一个问题。但我没有等到回答，只看到他拿着我的名片礼貌地微笑，原来这老兄不太会说英语。
还好可以蹦单词加打手势，经过最原始的沟通，我们顺利地找到了斯洛博丹的发言人——他的朋友马蒂亚。
（左二：亚历山大； 左三：斯洛博丹； 右二：马蒂亚）
“你看那教练，不停地指挥队员。让他传给另外的人，又让他跑到某一个特定的位置，仿佛教练手里有个手柄，能够控制球员似的。”马蒂亚说。
“我们的做法，是精简指令。我不会指挥球员，让他把球传给谁，而是会让他‘抬头’。只要球员拿球的时候把头抬起来，自然就会观察形势，自然就知道把球传给谁了。”
今年2月，青岛中能俱乐部聘请了5位克罗地亚教练，作为俱乐部青训系统的骨干。其中，亚历山大·博罗耶维奇的职务，是青岛中能俱乐部的青训总监；米兰·耶利奇、斯洛博丹·杜里西奇、马蒂亚·米扬德鲁西奇分别担任俱乐部U-17/U-15/U-14梯队的主教练；迪米特里·奥斯托雷罗担任俱乐部的门将教练总监。
恰在这一年，青岛中能从中甲降级。但我和马蒂亚的话题并没有延伸到一线队层面，而是停留在了青训上。
事实上，我几乎没有提问，反倒是马蒂亚在不停地表达着他的讶异——我接触过的所有外教，都对中外教练在理念上的差异表现过惊讶，马蒂亚也不例外。
“我曾看到一个小球员因为动作没做好，被中国教练踹了一脚。”马蒂亚说。“难以置信地是，后来我问那个小球员他怎么想，小球员居然回答说：‘我觉得教练是为我好。’要知道这在欧洲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么干是要坐牢的。”
马蒂亚说完，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塞在我手里。我拿起看了看，写的是青岛中能青训总监亚历山大的名字。
“一会儿我把他的微信推给你，这是我老板，你可以找他聊聊。”马蒂亚热情地说。
三天后，我收到了来自亚历山大的邮件，他详细地回复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其中我曾问道：“中外教练最大的不同在何处？”亚历山大回复原（译）文如下：
“中国和欧洲教练的巨大差别在于，欧洲教练更加开放地接受新鲜理念，因为足球的进化几乎每天都在进行。而作为教练，我们几乎每天都有特权看到并学到新鲜事物。有如此众多的比赛、以及训练的文章和视频资料帮助我们进步。
问题是，在中国（当然不仅仅是中国）是把比赛结果的压力，而不是球员的发展作为首要考量的因素的。比如过度训练（在中国仍被认为是好的），我看到听到梯队每周要进行8-10次训练课，每次2个小时。而在欧洲，通常梯队会每周安排4-5次训练，在周末会进行一场比赛。针对不同年龄段去选择足够的练习或比赛也是个大问题，不去定义球队选择上述内容的标准，有时甚至是没有逻辑的（俱乐部理应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不是个人兴趣或朋友关系）。
在球员发展层面没有统一的计划或者程序。。。 有个大问题是很多教练还在把足球和足球训练分为技术、战术和体能，而他们并不明白孩子要在踢球的过程中增长技能而不仅仅是在球场上跑来跑去。
我必须要说在我们俱乐部以及青岛这座城市里，有许多有天赋的教练，而且我确信我们可以有更多合作，也会在未来越做越好。在足协的教练课程上我注意到许多非常好的年轻教练，本土教练需要更多的耐心，有质量的工作需要时间，甚至是看不到成效的通宵努力。这是个长久的课题，接受得越早工作起来就会越容易。年轻球员并非成人，培养他们的时候，要当教练、要当老师、要当父母、要当心理医生、也要成为他们的坚定支持者。
中国教练需要思考这说法的含义所在。少即是多，多即是少，每周花上大量时间去讨论工作。”
这段回答很长，全部贴出来，并不代表我认为亚历山大给出的是标准答案。但我感受到了他热血的一面，以及对现状不安的一面。而且，其中的许多内容，可以印证为什么上海上港的教练在比赛后，作出了那样的举动。
“这是你们第一年来中国吧？”我问马蒂亚。
“第一年，也许也是最后一年。”马蒂亚回答。
我有些惊讶，追问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会留在青岛，也许会留在中国而换个城市。也许我们会去其他国家，比如加拿大。。。。。。”
我没有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中国青训正迎来一个特别的时刻。无论是地方政府、体育局、足协还是俱乐部，都带着前所未有的积极性投身到青训行业里。聘请外教成为了许多地方“花钱走捷径”的手段。
恒大足校依托和皇马俱乐部的合作，聘请了相当数量的西班牙教练；山东鲁能在夏天聘请了来自波尔图的葡萄牙团队，并像青岛中能一样把他们分散到各级梯队；杭州绿城自2013年起和岡田武史进行深度合作，聘请了日本教练作为各级梯队的主帅；河北华夏幸福打造梯队的同时也选择了日本教练；
青训层面，中国本土教练的岗位正受到来自外教的冲击。越是高需求的岗位，中国教练的竞争力越差。甚至到了中超俱乐部一线队层面，2016年结束时，16支球队只有4名本土主帅（2017开赛时将减少为3人）。
我看到一名球员出现了失误，然后，他的教练从坐席上站了起来。教练一边走，一边弯下腰使劲往地上吐了口痰，然后直起身子抽了口烟，把烟头甩在草坪上，狠狠用脚踩灭。整个过程，没有吐痰和抽烟的时候，他都在低声喃喃咒骂着。
“他可能还觉得自己挺帅吧。”王新欣平静地说。我叹了口气，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在梧州这两天，我每看一场比赛，都会到替补席后边站一会儿。观察教练用什么样的语言、语气和动作指挥比赛，中场休息和比赛结束，又如何与球员训话。他们如何看待胜利与失败，用怎样的立场和眼光指导球员。
遗憾的是，我并没看到令人眼前一亮的本土教练。
本土青训教练是否意识到了竞争危机？与此同时，他们的生存状态又是怎样的？他们对于自己未来的职场生涯又有着怎样的思量？
在梧州，我做了28位教练的问卷调查，其中26位是中国的本土教练，年龄跨度从27岁到60岁。
我希望深入了解这个群体的生存环境，以及生存状况。几乎在过去两个月的所有采访中，都听到了“中国足球青训最缺的是教练”这一说法。
下一期，我会公布这次关于教练的调查分析。同时，听听本土教练自己是怎么说的。
这个系列会持续更新一段时间，无论如何，希望各位能关注到最后。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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