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胜一场比赛，只是一天的事。流传出伟大的名声，才是一生的事。胜利很重要，但是以自己的方式获胜更重要。能开创出新格局，能让人模仿、得人仰慕，那才是最杰出的贡献。”
说这段话的人，早已被写进历史，但其人尚未成为历史。他还在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述他对足球、对体育、对世界和人生的感知。他的智慧和超卓视野，令人仰慕。
一个多月前，克鲁伊夫被查出患有肺癌，不知道这和他球员时代抽烟过多有无关联。这是一条令整个足球世界心情沉重的坏消息。克鲁伊夫离开足球一线，已经超过二十年，成为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偶尔传出几句他对现今足球的看法，总如纶音佛语，或振聋发聩，或引人深思。
克鲁伊夫于许多球迷，几乎是一只脚已然踏破虚空的人物，随时可能羽化登仙，他留下来的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反复学习。
他安居在巴塞罗那，时而回到荷兰家乡，偶尔在荷兰报纸上口述一个专栏，或者和儿子参与一下以色列足球建设。这几年时间，他最连贯的表达，可能就是对穆里尼奥以及范加尔从不动摇的批评。这样一个克鲁伊夫，和我们距离似乎太远，早已脱离我们的视野。然而克鲁伊夫从未真正离去，也不需要癌症这样残酷痛苦的打击，证明他依旧停留在凡间。
他的思想传承从未断绝：在巴萨的每一次传递中、在瓜迪奥拉在拜仁的工作中、在阿贾克斯的训练场上……今天的博格坎普，依旧会对年轻球员们，转述三十年前克鲁伊夫对他说过的：“控制球，让球成为你最忠实的朋友，让球成为你身体和心灵的一部分。”
哪怕是如今带队阿森纳U19青年队的亨利，也在传递着克鲁伊夫的足球哲学。亨利不是克鲁伊夫的亲传弟子，但他当初选择14号，就是出于对克鲁伊夫的敬仰。没有克鲁伊夫，不会有今天的巴萨，不会有今天的瓜迪奥拉，甚至不会有今天的梅西、哈维和伊涅斯塔。他不会只因为身材和力量、速度来选材，他告诉过博格坎普，足球是寻找完美的历程，而非只是追求胜利。
这是自梵高以来，最著名也最具创造力的一个荷兰人。西蒙·库珀描述克鲁伊夫的成就，称他将巴萨重塑成了一座“传球大学”。英国人创造了现代足球，一直将足球竞技的精神诉求视为最高境界，巴西人视个人技艺为成功基础，德国人无比重视集体意志和体能，而克鲁伊夫超越了这些足球传统。
他的足球，建立在传球和移动的基础上，不断地传球和移动，无中生有里创造出空间，在具备美学特质的足球战术里，包容并且鼓励个体的创造性、凝炼团队协作的效率。
克鲁伊夫重新定义了现代足球。
他的个人成就，只缺一座世界杯，但他作为教练和导师，留给足球的似乎要更多。这样的个体，是不可能修饰个性棱角、圆通世事的。因此克鲁伊夫也树敌无数。他睿智和超迈的另一面，是顽固和强硬。
克鲁伊夫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接受传记作者的采访——他的自传，会在2016年出版，英文名就叫My Turn，语意丰富，有他在1974年世界杯决赛上那妙到毫巅的历史性转身，也有“该到我了”这样的含义。
过去两个月，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三位欧洲球星，两位倒下，不是在球场上。普拉蒂尼和贝肯鲍尔，都因为过多参与足球政治而名声受损。克鲁伊夫很少涉足足球政治，除却巴萨俱乐部事务。他没有手机，他的生活早就进入退休状态，他的思想，却没有一丝老化的迹象。
两周前，我听过一段他最近的录音采访，谈到自己为什么不再执教，克鲁伊夫承认现在的球员管理太难，他有心无力。这是现代足球过度商业化的悲哀。
他的一场全新比赛：和癌症的抗争由此开始，和他的足球美学相反，我只希望这场比赛唯胜利论。
克鲁伊夫自己也信心十足地表示，他能战胜癌症。心脏病和恐怖绑架都未能限制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癌症同样不能。而他的思想，会更长久地流传下去。瓜迪奥拉说过：“克鲁伊夫建起了这座伟大的教堂，我们的责任，是保护和翻新这座教堂。”
与其说是教堂，不如说是一座足球圣殿。对这位圣殿的奠基人，祝福他锋芒毕露地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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