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国足球难以忘怀的“5.19”三十年。
三十年过去，中国足球经历了更多更惨重的失败，但真正让中国球迷最刻骨铭心、对于人们认识足球的残酷，还是1985年5月1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败给香港失去世界杯小组出线权。而“5.19”的核心人物主教练曾雪麟也成了中国足球史上第一个写辞职书的教练。之前虽然有不少届主教练，但完全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做法，干与不干都是直接任命，这次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足球把事情闹大了。
“5.19”后，我曾经采访了多名球员，尤其是主教练曾雪麟和在足球界有很高威望的年维泗先生，并且写出了18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足球之谜》(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创下了一个月销售6万4千册的佳绩(我也没拿到多少版税，因为当时书的定价才2.10元)。
我今天把部分文字拿出来，以飨那些一同经历过的和那时尚未出生的球迷们。
“5.19”这场比赛中国球员竭尽全力，个个像敢死队员，虽然占尽优势的比赛却以1：2失利。球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暴力行为，全队在警车保护下狼狈回到驻地。
当曾雪麟跨进房门，一屁股瘫坐在床上时，他觉得一下子变得那么孤寂，胸腔内涌动着无处诉说的懊悔，极端的悲伤撕扯着他近乎麻木的感情，那张风吹日晒的脸颊也像在悲苦中变了形。
“曾雪麟，下台！曾雪麟，下台！”
有节奏的呼叫打破了楼内的寂静，曾雪麟意识到，在中国的大地上，有千百万人在埋怨他、责怪他，自己无疑成了事业上的罪人。
虽已近午夜，楼外有增无减的喊叫声仿佛恨不得把楼房掀倒，多么懊悔而又痛苦啊，他像一头斗败了关在笼中的狮子，蜷曲在床上，没有一点力气。
门被推开，曾雪麟的老伴陈孝彰进来了，她脸上强堆着笑，这苦笑中也饱含着无尽的话语，妻子跟自己一起受罪，最终也让她强吞苦果，他真想哭，但男子汉是不应该在女人面前落泪的，况且，此时哪里还有眼泪啊？
"咣珰！"一块大石头从楼下飞到二楼足球队的窗户上，玻璃顿时粉碎。
熙熙攘攘的人群仍不散去，崇文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已奉命守候在楼外。但球迷们并不违法，他们一是呼喊曾雪麟下来，二是用合唱来抒发心中的悲伤。中国球迷没有自己的队歌，而唯一能沟通大家心灵的悲壮的歌，是他们平常并不大唱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唱着唱着，他们呜咽了；唱着唱着，他们跪下了。有的人控制不住，不禁号啕。领队张俊秀从窗口看下去，眼泪也夺眶而出：“此情此景，是我30多年足球生涯所未见，让人心碎！”
5月20日清晨，蔚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仿佛是多少人的眼泪把它洗净的。足球队驻地的二十几位小伙子无人能够进入梦乡。一位队员的朋友走进宿舍，他是中年人了，竟也放开喉咙，悲哀地号啕大恸。经过了一夜煎熬的一些队员，终于由饮泣变为痛哭了。多灾多难的中国足球啊，为什么伴随你的总是眼泪？
“咱们买机票回广州吧。”古广明和赵达裕在商量。赵达裕无力地点点头：“回去吧，还有什么意思呢？”“回咱天津这地界儿，那日子也不好受。”吕洪祥对猛将左树声说。左树声身上的虎实劲儿一点也没了，他说：“回去后球迷扇我两大嘴巴我都不会还手的。”
“回北京队我半年也缓不上劲儿来。”杨朝晖有气无力地说。李辉伤感地说：“到下届世界杯赛我都快30岁了，还不一定轮得上我呢。”
两天后，他蓬头垢面的样子，引起队员们的格外关切，李辉、左树声、朱波走进了曾雪麟的屋子。
“曾指导，去洗洗澡吧！”李辉说。
曾雪麟苦笑着摇摇头："不，不方便，拿毛巾擦擦身上就行了，以后再说。"
左树声拉起曾雪麟，说：“走吧，我们几个给您当警卫。我们已经选了一条人少的路，有人要打我们，我们可以不还手，要打您，我们可不答应。”(注：当时国家队条件很艰苦，不仅房间没有淋浴，楼里也没有，需要走一段路到国家体委大院才有)
曾雪麟跟这几个棒小伙子走出大楼，李辉的自行车带着他，左树声、朱波一左一右保镖，绕道把他带进体育馆浴室，他全身打上了肥皂，肥皂泡由白变灰，他把喷头的水放到最大的一档，任道道水柱在他身上喷洒，他觉得从头到脚趾至五脏六腑都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四年后我们取得了进军意大利的机会，回首往日的耻辱，想起成功的艰辛，我们也会无比的痛快！”曾雪麟想。
让曾雪麟感到蹊跷的是，足球处的几位同志相继找他，有的直率地说：“曾指导，已经这样了，别干了。”也有的委婉地说：“没什么搞头，别干了。”而让他别干的同志中恰恰有当年与他谈话让他干的，莫非这一次又是转达足球处的意愿？可两天前李梦华主任、袁伟民副主任与他谈话并没有这个意思啊？是不是他们也因压力……究竟怎么回事呢？是不是需要我知趣一点？
5月26日，一件同样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事，使曾雪麟做出了辞职的决断。
“5·19”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沈阳正进行辽宁、香港精工、朝鲜"四·二五"三队争夺俱乐部杯赛出线权的重要比赛。球赛又以辽宁队失败而告终，1万多名观众不但不退场，球场内外再次发生暴力行为。
公安部门迅速果断地平息了这场骚乱。在抓获的101人中，看球的观众有20名，其余81名都是从家中赶到体育场附近或过路的。而被拘留逮捕的人中，30岁以下的青年占了96%。
这是继“5·19”之后的又一次令人震惊的事件，它的影响虽不及“5·19”，但一些社会流氓趁机犯罪，某些情节却比"5·19"恶劣得多。
曾雪麟虽然并不详细知道沈阳闹事的情况，但从比赛的结局、群众的情绪中，他已体验到中国足球的现状决不是通过他个人的努力所能改变的，而他做为一场著名“战役”的败军之将，留在位子上只能增加国人更多的愤懑和成为不利于足球发展的因素，而且使上级机构感到为难。
第二天，足球处的一位同志又来找他，说：“沈阳球迷又闹事了，有什么搞头。”
他，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看来只有主动辞职，把罪责全部揽到自己头上，也许还有保存这个队的希望。于是，他瞒着队员，偷偷铺开纸笔，几乎一个字一个字地思索着落笔，底稿上被涂抹修改得处处都是痕迹。这显然是因为心绪不够平静。不过，最后的两句话却很顺畅，好像是不费周折地一气呵成的。这两句话是："我愿以辞职赎罪，以辞职平民怨、息民气！"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推开纸笔，走到窗口，向窗外望去。天上薄薄的白云缓缓地飘着，楼下的龙潭路已不像前几天那样热闹，只有三三两两的行人若无其事地行走着。远处供训练用的草皮足球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5·19”以后筑起的高墙，使常来这里助兴的球迷深为扫兴。陪伴着寂寞球场的只有低垂着柔嫩柳丝的排排翠柳。曾雪麟觉得内心涌出一股酸楚，别了，几百个日日夜夜，别了，中国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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