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足球是工业化的产物，所以长期是农业大国的中国其足球氛围远比不上欧洲，很少有政治人物或高级知识分子喜欢足球的。不过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各行各业都会有自身的城市烙印。据我所知北京喜欢足球的名门之后还是不少。
记得1992年足球职业化之前，当时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邀请知识界一些人去谈职业化能不能在中国开展。和我同去的有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及日本问题专家胡欣欣，会议发言时有位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一口一个“绍祖”，而且毫无对高官的敬畏，还时不时开个玩笑，我心想面对一个部长总该敬畏一些。后来才知道他是郭沫若的儿子郭汉英，他们小时候是发小，大学是同学，又都是高官之后，所以也就很随便了。还有一次在王文会长的球迷餐厅聚会，有个小伙子说看过我写的评论，他是郭沫若的外孙子。一位女作家徐小斌告诉我，邓小平的外孙女羊羊是个国安球迷……
1.副总理儿子是名哨
北京有一位曾是国际级足球裁判黄钢，他的父亲黄炎培是共和国第一任国务院副总理(当时叫政务院)，不仅一生为中国的民主与教育奔走，与毛泽东、周恩来等的交往也颇多。黄炎培和毛泽东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就是在延安谈到共产党如何抵制腐败，如何靠“民主”跳出兴亡周期。1945年黄炎培到延安， 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比黄炎培小15岁的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几十年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这段精彩的带有无限感慨和遐想的对话不时被人提起。
黄钢是黄炎培先生最小的儿子，他和父母一直居住在西城区按院胡同的四合院里，他7岁在北京实验二小上学。作为大教育家，黄炎培很鼓励黄钢参加体育活动，黄钢在小学就喜欢踢球，黄老对他说：“踢球是男孩子应该多参加的运动，身体好了大家也能搞好团结。”有次他在少年宫踢球，突然发现父亲在场外拄着拐杖津津有味地看他踢球。
黄钢上中学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来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做木工。1972年，他在海淀体校踢球的教练告诉他北京体育学院招收工农兵学员，凭着一技之长他上了大学，也注定了自己的未来与足球结缘。他在北京体育学院受到系统训练，并开始担任足球裁判，从业余一场场吹，直到给专业队吹。改革开放后，他的裁判从一级到国家级再到国际级，成为中国足坛的名哨。黄钢比较背运的是1996年担任北京国安对巴西格雷米奥队的比赛，世界名队出人意料地以2：3败北。其中有一个几乎要进门的球被北京国安队的球员用手臂挡出，这确实应该判点球，而黄钢站位视线在刹那间被挡没能判罚，赛后对方教练斯科拉里大为光火，对着电视镜头说：“中国靠裁判永远进不了世界杯！”一场普通的友谊赛因这次误判转化为对中国足球的谴责，使黄钢裁判生涯蒙上阴影。事情已经过去近20年，了解黄钢的都说，他是个高水平裁判，不能因为一次失误而否定他的全部。黄钢则认为虽然事情被放大，也要勇于承担，毕竟是自己的错误。
2.张治中将军的曾孙是九段球迷
在北京各体育场的看台上，总少不了一个个子不高又消瘦的年轻球迷，他不仅看国安，也看北京宽利、北京宏登、北理工、北京八喜，还看女足、女足青年队，甚至不忘支持第三级别中乙联赛的北京亿通酷车。他是北京供电局普通职工，但他的曾祖父是大名鼎鼎的爱国将领张治中将军。张将军1932年1月以军长身份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会战，给予日军沉重打击；1937参加淞沪会战，1945年代表国民党当局去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作为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为《重庆谈判纪要》的签署做出了贡献……张州伯出生在曾祖父去世后，但听父亲讲过张治中的往事，他得知曾祖父不仅是抗战名将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而作为朋友他要做诤友，文化大革命中张将军顶着压力写信给毛泽东，听说刘少奇被打倒，将军也写信给毛泽东表示不理解。彭德怀被打倒后将军写了1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他在信里讲：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的严，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这封“万言书”寄到了周总理手里，周总理把信压下来了，因为周总理知道信到了毛泽东手里效果不会好。1967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张治中见到毛泽东后说：“主席啊，你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我一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好干部都变成走资派了？”
张治中的曾孙张州伯刚过而立之年，但球龄却相当长，已经有了26年的看球历史。张州伯天生腼腆，有些像女孩子的脾气性格。家人为了培养他的阳刚之气，可谓费尽心机。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张州伯接触到了足球，从此性格中增加了一种好胜心。那是在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还是孩童的张州伯在电视机前目睹了北京女足在决赛中击败辽宁女足勇夺冠军，张红红更是摘得了最佳射手，张红红自然成为了他心目中的偶像。和大多数球迷一样，最初喜欢一项运动、一支球队，都是源于一个人，他也不例外。儿时仰慕的人格外难以忘怀，直到现在，他身穿的T恤衫，脖颈上带的挂饰，手机的背景，全部带有张红红的照片。
2001年，已经从孩童成为大男孩的张州伯做了一个大胆地决定：做北京城建女足拉拉队的队长，主要负责带领现场球迷为北京女足站脚助威。身为拉拉队长的他，肩负着另一项重任就是在比赛日中午上街发放本场比赛的赠票。在他的积极动员下，先农坛体育场周边不少商户的孩子都被召集到球场内，使得赛场气氛相当热烈，成为了当时比较成功的几个赛区之一。通过他的不懈努力，城建女足的拉拉队组织的井井有条，每场比赛都能将二千多名观众很好地捏合到一起，真正体现出主场的氛围。
2005年全运会，是张州伯看女足经历中最难忘的，在半决赛中，北京女足再次与老对手上海女足相遇。120分钟结束，双方打成平局。北京队通过激动人心的点球大战再度笑到了最后，成功进入全运会决赛。当北京队锁定一个决赛席位的同时，他随即拨通了好友的电话，准备买火车票去现场见证北京队的又一辉煌时刻。由于经济实力有限，他们买了硬座车票。经过17个小时的漫长路途到达南京，再转乘2小时的长途车，终于抵达到了决赛的比赛地江苏江宁体育中心。10月22日北京队有惊无险地在决赛中战胜辽宁，拿到了阔别18年的全运会女足金牌。那一刻他振臂高呼，长途跋涉的苦与累荡然无存，心中只剩下了幸福。比赛结束后他们匆匆赶回南京，没有时间享受胜利带给他们的喜悦。因为一旦稍有耽搁，就不能赶回南京，错过回家的火车。
但随着中国女足成绩的迅速下滑，媒体对女足的关注程度也开始降温，全国联赛又恢复为赛会制，曾经热闹的赛场又一次变得冷清，北京女足成绩也大幅度下降，但张州伯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着低谷中的女足。2013年9月，张州伯踏上了第三次全运会之旅。北京男足两个组别的球队提前出局使他把希望寄托在女足身上。早在8月27日距离全运会开幕还有4天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地购买了9月10日成年组女足决赛的门票，即使交战双方没有北京队的身影。9月9日晚间他坐上了前往大连的火车，经过10小时的漫长旅程，第二天清晨7点半抵达目的地。但由于比赛场地距离市区近30公里，他不得不多花费70元钱打车前往。场内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是有组织而来，剩下的基本就是辽宁和天津双方运动员家属。像他这样远道而来没有任何倾向性，抱着纯欣赏的态度观看比赛的观众几乎没有。最终他在三四名决赛中见证了悍马组合(韩端、马晓旭)的谢幕演出，同时目睹了江苏女足成为历史上第四支夺取全运会女子成年组冠军的球队。
但这仅仅是张州伯全运会之旅的开始，9月10日女足决赛结束后，他马不停蹄搭乘当晚的飞机离开大连，午夜十二点抵达北京。仅仅休息了5个小时，在9月11日太阳升起之前，他临时决定，因为女足宿将刘英带的北京青年女足进了前四，他再次出发赶往盘锦观看U18女足北京队的比赛。盘锦的比赛场地距离火车站更为遥远，需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为了不错过心爱的北京女足的比赛，他不顾身体的疲惫，毫不犹豫地支付了150元的打车费，如愿在比赛前到达了体育场。虽然在三四名决赛中北京女足失利，没有摘得一枚铜牌，但比起四年前两个组别没有出线的惨状，已经是大有进步，这还是令他十分欣慰。
考虑到第二天还要上班，比赛后他迅速离开赛场，第一时间赶往火车站。由于害怕错过回京的火车耽误上班，他乘坐的出租车上演了生死时速，车子在过弯时出现了漂移，差点与其他车辆发生车祸。直到现在回想起来，他仍旧感到后怕。
三天时间往返辽宁两次，三千多公里的行程，飞机票、火车票，加上打车费共计花费2000元，外加请假两天，损耗半个月工资……这就是张州伯第三次观看全运会女足的一系列数据。
围棋最高段位是九段，那么张州伯算九段球迷也恰如其分。
3.国安唯一联赛冠军教练洪元硕的父亲是哲学大家
北京参加职业联赛获得唯一冠军的教练是洪元硕，他是从小球迷到北京队再到教练的。很多人不知道，洪元硕出身于大知识分子家庭。现在的教授多如牛毛，水货也不少，但他父亲洪谦作为民国年间和50年代的教授，不仅是货真价实，而且堪称大家。看看洪谦的简历吧：早年远渡日、德留学，在德留学时师从石里克。1934年获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讲师，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英国牛津新学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及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英国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1984年被维也纳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这样的学术经历当今有几个人有？他被国外同行赞誉为：“中国最杰出的当代哲学家和世界上最后一个彻底的逻辑经验主义者”。
洪元硕中学时代喜欢踢球，是北大附中的绝对主力，他在高中时被北京队看上，他父亲作为如此高深的大学问家当然不会同意。有次他家里来了一位父母的老朋友，就是后来成了国家领导人的雷洁琼。雷洁琼得知他要踢球，也说，要和你爸爸一样做学问，不要踢球。后来洪元硕在教练的一再劝说下踢了球，洪元硕说，如果不踢球，很快就是文革到来上山下乡，球踢不成，书也读不成，不可能像父亲那样学贯中西，所以当初从球迷到球员的选择还是对的。
(本文摘自《咱京城球迷那些事儿》，王文策划、主编，金汕、张嘉晟撰稿，燕山出版社联赛开始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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