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最近提出，好的教练资源才是目前中国篮球最为缺乏的。“我们老一代的教练，他们都是大专院校毕业的，留下了理论性的东西。可自从新中国成立后，体教分离，我们体育走上了只有经验技术，没有理论的方向。任何一个东西，没有文字的记载，没有理论的存在，会致使基因的退化，意识的退化，最终影响到技术和水平的下降，这是我最为担心的。”正在进行中的世界男篮赛，菲律宾的出色表现给我们上了一课，中国原有的快速、灵活、准确的特点转到了他们身上。其中重要原因是缺少好教练。
姚明说的有理论有经验的教练50年代就有，陈文彬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陈文彬50年代初是国家男篮主力，退役后执教北京男篮，当时这个群体的教练范正涛、陈文彬、程世春、张光烈等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对北京男女篮进行了科学系统和严格的训练，队员们都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各种攻防个人技术讲究规范。在比赛指导思想上明确“有什么兵打什么仗”的原则，建立了快速灵活、多点策应、多点进攻、多点开花、防守多变善变的特点。他们绝不用搜罗一批大个子站着打的方式，而是强调“大个子要当小个子练，小个子要更快更灵”，大个子一定要掌握小个子的灵活技术，碰见对方高个子队员，我就用灵活性打你；如果对方身高不如我，我就用身高和灵活的技术“欺负”你，绝不能把高个子练成只会在篮下死抗硬顶技术单调的那种类型的运动员。北京男女篮队员都掌握了娴熟的个人技术和脚步动作，形成了行进间的快速技术和摆脱假动作，“手不黏球、马不停蹄”，在频繁的穿插跑动和不停的传球中创造进攻机会，所以老北京男女篮不怕对方打全场紧逼，对方越打紧逼就越来劲，创造了破紧逼的“一条龙”战术。北京篮球从1956年第一届全国篮球锦标赛到80年代末归首钢，男女篮共获得19个冠军。而陈文彬带中国男篮更是功勋卓著。
陈文彬1954年任国家男篮助理教练，1955到1965年任国家男篮主教练，多次战胜欧洲强队和夺得过社会主义友军篮球赛冠军的中国队都是他的教练。文化积淀使他善于总结归纳，能够把脉中国篮球的方向。陈文彬和北京队那一代教练一样，多为学者型运动员，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知识渊博，他原本学的是英语，翻译美国篮球文章易如反掌，但那个年代不允许学习美国而要学习苏联，为了更好地向苏联篮球队学习，他废寝忘食地自学俄语，一年后，终于与张光烈合作译出了《球类运动的一般理论问题》等书，之后有翻译了好几本。他把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理论，结合本国运动员的特点，制定出科学训练方法运用于训练中。他博闻强记，既能把《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于实践，也能自己翻译外国篮球学术文章与先进打法不脱节。中国男篮腾飞最迅速的年代就是他执掌教鞭，使中国男篮达到了当时欧洲强队的水平。50年代获得过世界第4的保加利亚队和中国队打了几场无一胜迹，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欧洲等强队也占有优势，只是和欧洲最强的苏联队胜少负多。他的300多页的《探索中国篮球的发展之路》是中国篮球理论的扛鼎之作，对今天中国篮球的发展依然有借鉴作用，可惜篮球界目前没有人重视理论了，所以水平每况愈下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惜陈文彬英年早逝，那是1979年全运会又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全运会，所以各省市都极为重视。为了打好比赛，就要多打比赛。1979年1月上海火车头体协举办火车头杯篮球邀请赛，全国有十多支甲级队应邀参赛，北京队也很珍惜这个锻炼机会。本来这个赛事只是锻炼性质的，但对篮球怀有深厚感情的陈文彬还是决定前往，尽管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却发生了意外。他虽然有心脏病，但因为责任心强还是亲自指挥。赛前他亲自带年轻队员训练，身心有些超负荷。1月14日晚，北京男篮与南京部队队在上海普陀体育馆比赛，整个过程都是跌宕起伏。直到距终场比赛结束前几十秒北京队还落后1分，足智多谋的陈文彬暂停布置绝杀计划，北京队队员“照方抓药”，一板一眼按陈文彬的布置执行，最后关头投篮命中，反败为胜。北京队队员们激动地欢呼起来，他们发现陈文彬突然捂住胸口躺卧在座位上，表情非常痛苦，队员有人喊：“陈指导有心脏病。”队医也迅速摸陈文彬的口袋，平时他有带硝酸甘油的习惯，可是此时却摸不到，他太投入对球队的细节考虑的太多了，以至于忘了带救命药。队医点穴、按摩，进行急救。队员焦急地拆下体育馆的半扇大门，把陈指导抬到了普陀医院。其实到医院前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对中国和北京篮球都有巨大贡献的陈文彬就这样倒在了“火线”，享年仅4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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