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很让人惊异，凡是五十大几岁以上的人回忆起北京篮球的普及，都觉得群众篮球最红火的年代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那时在北京文革已经从大规模的批斗武斗进入了相对平静期，尽管“清理阶级队伍”“抓‘5.16’”、“一打三反”还在各个领域继续折腾，但人们比文革初期还是少了些躁动，由于文化生活贫乏，于是业余时间打篮球成了年轻人的时尚。
那时工人打、农民打、战士打，到处都有篮球比赛。在一个工厂里，能普及到车间之间都打对抗赛，而北京四个城区和郊区无一例外都有篮球联赛。北京朝阳区是企业最多的区，每次朝阳区职工篮球联赛报名的超过百队，要分20多个组打预赛，因此到处都是篮球比赛，到处都是喝彩加油声。如今年逾古稀的葛锦堂是70年代职工篮球赛的裁判，他说蓬勃开展的群众篮球运动使裁判一度非常繁忙，他有过一天吹三场比赛的经历，下午两点一场，五点一场，七点半一场，虽然累的够呛，可是觉得很有意思。那时裁判都是无报酬的，但都争取有机会吹。到了后期裁判一次有4角补助，吹完后饥肠辘辘吃半斤炒饼还能剩2角。如今年已花甲的吕文民1969年进工厂刚16岁，他回忆那时候想看书没书，想看戏就来回来去的八部，唯独篮球比赛还有悬念，他就成了业余篮球赛的热心观众，后来升格为记分员，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爷们儿记分员”，他自带粉笔黑板给车间比赛记分，直到晚上9点多打完最后的一场比赛。
篮球不仅活跃了职工的业余生活，而且某种程度还缓解了每个单位都有的派性，因为文革中一个单位都有两派，起初篮球队也以派性组织，比如某厂的篮球队分为“抓革命促生产”队和“红色造反者”队，但正规比赛只能以单位名义报名，一旦代表单位有了共同的对手，很快就“一致对外”了。北京市青年中出身不好的相对较多，因为“旧社会”的成功人士有很多到北京发展，哪怕做个小买卖也是资本家也属于“黑七类”。有些“黑七类”青年在单位抬不起头，也因篮球打得好而改变了卑微的形象。如今已是著名作曲家的马丁是东郊一个工厂的青年工人，由于父亲的冤案属于“黑七类子女”，但他是篮球队主力，很多球迷都给他说好话，于是他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有崇文区一个工厂的篮球队主力靳淼的父亲是被诬陷的“反动资本家”，军宣队队长比较“左”，不同意他入厂队。可是这个厂队一离开他的快速突破与准确的投篮就降了一个档次，不少工人老师傅就一起找军宣队说：“咱们工厂原来是崇文区前三名，可是没了靳淼连小组出线都悬，人家外单位的球队都问咱们那个特快特准的主力怎么没来？毛主席教导咱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可老输球是怎么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的？”军宣队为此还开了个会，其中一位姓刘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军人说：“咱们党的政策是第一有成分论，第二不唯成分论，第三重在表现，靳淼的父亲虽然剥削过工人阶级，说过不满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但靳淼还是和家庭划清界线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工作是努力的，我们厂篮球队也要利用他的一技之长为厂争光嘛。”后来靳淼回到篮球队连胜三场出线，军宣队年终总结还说落实毛主席指示团结了出身不好的青年。
那时北京市厂矿的联赛是很重要的文化生活，经历过那个时代如今已是著名社会学家的白志刚总结说：“那个年代的篮球赛红火，也因为生活的极度枯燥，篮球不同文艺，它没有什么阶级属性，而且八个样板戏人们早就看腻了，没有悬念的戏是没有魅力的，而篮球哪怕是基层队的比赛也有悬念，也能给大家健康和乐呵儿。”
北京从50年代就建立起积极丰富的工人文化生活，在文革中虽然一度受到影响，但在这方面很有责任感的北京市总工会体育部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体育场每年都举办有近二百支男女队参加的北京市职工篮球联赛，从5月下旬到9月几乎天天有比赛。
北京市职工篮球赛规模最大的是朝阳区，朝阳区大型企业多，不少大企业都有下放的专业球员，因此水平相当不错。特别是文革后很多北京队队员下放到基层，工厂业余队的水平迅速提高。文革后北京男篮队员李隆下放到北京造纸一厂，在他的训练下，北京造纸总厂篮球队的水平迅速提高，他们到北京体育学院在和著名教练于刚执教的国家三队打比赛，造纸总厂篮球队上半时仅输几分，后由于体力不如对方才输很多。赛后于刚称赞道，你们队打的不错，以后多来和我们打练习比赛。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时工厂业余队的水平。为了进一步活跃职工体育，北京市总工会还组织了半脱产的北京工人队，而教练是原北京队教父级人物范政涛，那时他下放到北京化工实验厂，虽然还是“摘帽右派”(后来甄别是错划)，劳动人民文化宫有关领导顶着压力邀请他来，使这支北京工人业余篮球队受益匪浅。北京工人业余男女篮有一些退役不久的高手，如陶传孝、叶根深、张泰荣、汪武华、李志新等，还有清华校队主力王光伦等，他们业余的编制专业的水平深受京城球迷的喜爱。范老战术变化多样，大大提升了球队的实力，一些非篮球强省的球队和这个队打都很难取胜。这支球队还与日本钢管队、埃塞俄比亚队打了国际友谊赛，对方都不相信这是一支业余球队。
当时北京队有个女运动员何强是国家队都看上的大前锋，她下放到北京工人队犹如鹤立鸡群、无人能防，她身高1米80多，动作很男性化而人很秀气，不少喜欢篮球的小伙子特别喜欢看何强打球，其实拿到今天就是喜欢“美女球员”，如同后来看周晓兰、隋菲菲、潘晓婷。1970年部队体工队解散，因北京市邮局军宣队领导很喜欢篮球，把不少八一男女队的球员接收，让他们做工会或办公室工作，但保证一定时间的训练，于是北京市邮局成了北京职工篮球的巨无霸。八一女篮也是国家女篮的主力后卫武心慈、王秀珍也成了北京邮局女队的后卫，她们一般十几分钟就能把对手打个稀里哗啦，之后的时间就“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了。那时由于看不到专业球队的比赛，所以职工篮球比赛也能吸引不少球迷，这些比赛多在东单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长安街和西单体育场进行，其中部分体育场还售票，票价都是一角。当时在东城区东风液压元件厂做青年技工的王燕琦回忆，由于他所在工厂距离劳动人民文化宫只有一箭之地，他几乎场场不落，他回忆一般比赛都是夏天，坐在看台搧着扇子，再买一瓶北冰洋冰镇汽水，在灯光下看业余队的篮球比赛也是文化体育洪荒年代的特殊享受。1972年以后专业队比赛恢复，王燕琦又成了各大体育馆的常客，对70年代的篮球运动员如数家珍，他也承认年轻时有过“追星”行动，有一天几个小青年在大街上看见黄频捷和他的夫人骑车，顿时让他们惊喜，想看看明星和他的妻子，他们骑车生生追了黄频捷夫妇两站地。后来恢复高考王燕琦上了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不少年轻体育记者对以前的篮球史不清楚，就来找王燕琦，王燕琦一度被称为“中国篮球历史活字典”，之所以是“历史活字典”，就是年轻人对于NBA之后的中外篮球太熟悉了，王燕琦甘拜下风，而六七十年代的篮球史年轻人几乎是零，不得不请教王燕琦。
(本文摘自我刚刚出版的《当代北京篮球史话》，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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