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当事人语

　　[张力尧·自述]

　　我叫张力尧，1919年生人，天津人，原来就住在西沽。68岁那年，我从天津交通局汽车运输六场退休，此前做了好多年的司机。日本侵华时期，我给党做“地工”。被叛徒出卖，日本宪兵队就把我抓走了。那年，我二十六岁。

　　当时，家里并不知道我被抓走了。我怕他们着急，就在被押解途中，央求一个中国警察给我家里送个信。那人还不错，给我送了信，就这样，家里才知道我被抓去日本做劳工了，但是他们也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

　　我在日本呆了一年左右时间，日本投降的时候，我才被送回来。在北海道，我被强迫挖煤，一天从早干到晚，一顿就给一个小馒头，还是杂面的，根本吃不饱。多少人都因为挨饿受冻死了。回来时，我用10个大骨灰盒把死去弟兄的骨灰混着装进去，带回来。虽然有人还不知道名字，但我想，无论如何也要让这些弟兄的骨灰洒在祖国的土地上。被送回来时，我们一家人抱头痛哭。

　　解放后，我被安排进运输六场当了司机。现在，我都见到四辈人了。我感到很幸运，当年多少劳工弟兄死在异国他乡，我还能活着回来。有生之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看到日本政府向我们谢罪赔偿。

　　[王选·语录]

　　我站在你们面前，既不代表中国人，也不代表日本人，我是代表一个人站在你们面前的。细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罪恶的一次犯罪，日本政府应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过错，并积极调查事实真相。我和所有的原告将非常乐意全力协助。如果日本政府仍然拒不承认，拒不谢罪，最后的结果将不利于中日友好。再过若干年后，这些细菌战的受害者都将离开人世，人类的历史上将留下一个莫大的遗憾。

　　[王选·历程]

　　1995年，40岁的王选在英文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两个日本人称他们曾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过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义乌崇山村，是王选父亲的家乡。1942年的一天，一架日军飞机飞过这座小村上空后，村子里暴发可怕的瘟疫，400多名村民痛苦地死去。王选家有8位亲人遇难。这个事实让她感到震撼，从此，她投入到为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的事业中。

　　1996年始，王选正式参加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并成为索赔的核心人物。在乡亲的推举下，王选成了来自浙江、湖南等地180名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

　　[康健·语录]

　　律师不是商人，律师的职责就是最大化地维护当事人的权利。既然我参与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诉讼，我就得做下去，别把我写得那么高尚。

　　[康健·历程]

　　对日索赔，康健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索赔取证的难度。康健说，因为内战、建设等原因，战争受害者的资料相当零散，许多文史资料都带有文学色彩，无法用作证据。这些年来，康健无数次调查取证，奔赴各受害者所在地，并多次出庭，担任原告辅佐人。她曾接受日本律师的委托，调查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山西盂县地区对中国妇女进行野蛮蹂躏的罪行，并亲手绘制了受害者分布的地图。她在日本法庭上慷慨陈词的场面也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

　　[童增·语录]

　　对日民间索赔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让许多日本人知道了他们在教科书上不曾了解到的历史。留在日本法院的证据以及那些判例，都将被载入历史。这便是对日民间索赔的又一个重要意义之所在。

　　[童增·历程]

　　早在1990年，童增就曾写过《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并上书人大代表，表示自己支持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决心。是他发动受害者给日本大使馆写信，起诉日本政府，从而引发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历史脚步。2005年3月童增赴日辩论，期间他提出惊人之论：应把对日索赔官司放到国内来打。他说：“民间索赔的第一阶段提出了民间索赔的观念，为民间索赔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对日民间索赔的10年实践，为我们对日索赔运动积累了实践经验。如今，我们完全应该把这场官司在国内起诉，让日本政府和那些日本企业承担应负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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