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协认为“历史上最强”的本届国奥队，在最后一战彻底崩溃了！

　　据说，我们这批以留学巴西五年的队员为主、并且经历了六年职业联赛洗礼的“职业球员”，赛后在麦纳麦，他们说 得最多的话居然是“我想回家”。当王俊生付主席无力的瘫坐在主席台上时，替补席上还有人居然可以咧嘴傻笑！

　　对比韩国人跆拳道的精神，日本人武士道精神，除了耻辱和愤怒，我们还能说什么？

　　可是当我们真正冷静下来，想一想：难道一切的罪过真是全归于这帮孩子们吗？

　　随着这次战况的不断恶化，我们的王付主席都承认并指出：实力将决定一切。可是当霍顿说“中国第一，韩国第二， 日本第三”时，我们的官员和大人们为什么就不能清醒一点，而非要等事实来证明，我们不但不是第一，还很可能 是“三流 ”。非要叫孩子们去争“一流”，能不垮掉吗？

　　职业化改革到底有了多少成果？

　　一、我们的职业化改革和“职业联赛 ”。

　　我们搞职业化改革，六年的成果难道真的是从“二流”退到了“三流”？足协官员们标榜“中国的职业联赛是亚洲最 成功的联赛”，我们不得不重新认真审视一下我们的职业化改革和所谓的“职业联赛”：

　　? “十强赛”的检阅得出了个“二流论”，现在“九强赛”的检阅恐怕就要得出一个“三流论”了。实战是检验实 力的唯一标准！

　　? “足球省长”和“足球市长”的现象到底是政府行为还是市场行为？

　　? 今天有人叫不干，明天有人喊退出，这样的市场正常吗？

　　? 既然足协都承认“假球”和“黑哨”的现象存在，为什么司法又不能顺利介入？足协可以包办一切吗？

　　? 我们的“职业球员”除了会玩扑克，玩电脑游戏，还有“泡吧”外，他们具备职业球员的专业精神、敬业精神、 职业素养吗？

　　? 我们的李金羽，在法国南锡连替补都打不上，在甲A进了几个球就竟敢自诩自己是亚洲最好。（人家中田英寿在 世界顶级联赛中，时不时还入选最佳阵容，是亚足联评出来的亚洲最佳球员，可没听他说过自己第一。）还有张玉宁，这个“ 不能从富人身上抢到一分钱，只能从乞丐身上捞点虱子”的“希望之星”，他们在国人面前的狂妄和傲慢，这和改革开放初期 的暴发户有什么两样？（事实证明了他们还是“三流”的水平，中国足球能指望他们吗？）

　　? 足协把集中春训和体测当作每年足球工作的重点来抓，是职业化改革的必须还是计划经济落后产物的遗留？

　　? 在国家队主教练的聘请、任用和管理上，从施拉普纳，戚务生，到霍顿，不是矫枉过正，就是矫正过枉。甚至把 国家队主教练这样事关国家足球荣誉和发展方向的主宰权利交给国际管理集团，诸如此类的决策失误，这不是足协决策机制上 存在重大缺陷又是什么？

　　? 连一向技术粗造的韩国人现在都批评我们技术粗造，难道我们还敢说我们进步了？难道我们还看不出，正是以春 训和体测为直接产物的体能至上的指导思想带来的恶果已经清晰可见了吗？我们除了一个张效瑞有点技术外，还有谁（当然还 有一个彭伟国）？这么大一个中国就只有一个张效瑞，就一个的张效瑞也不怎么样，跟日本同辈能比吗？日本人中田英寿在意 甲，还有名波浩，还有柳泽敦，还有小野伸二等，纷纷受到高水平的欧洲五大联赛的俱乐部青睐。真是人才辈出啊！没有中田 ，一样赢韩国人。张效瑞的前辈们，我们的范大将还能混迹英甲，杨晨尚可在没落的德甲下游队伍勉强替补。真是一代不如一 代，人才枯缺！

　　? 以这次“九强赛”中表现出“三流”水平的李金羽、张玉宁等为主力的辽宁队，在99甲A的“傲视群雄”，难 道我们还不能发觉六年的“职业联赛”正在走向没落和倒退吗？“95年的甲A 是水平最高的。”徐根宝算说对了这句话。 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再这样玩下去，到2000年会不会倒退到“四流”？

　　我们的足协不知是不是急于争功晋级，无论是“十强赛”还是这次“九强赛”之前，均欣欣然得意地说：让世界级的 大赛来检验我们的职业化改革的成果。（典型的阿Q，以为进行了职业化改革，就是真的职业化了，革命成功了！）还好，实 践总是公正的！“十强赛”检验出个“二流论”，现在“九强赛”后是不是真的要用“三流论”来回答我们。如果足协真还稍 有点脸皮的话，就应该大胆地来个“三流论”，起码好过连事实都不敢正视，这样才有利于进行深刻的、全面的、彻底的总结 。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咆哮一声：“中国足协，你到底想干什么！折腾来折腾去，把中国足球从‘一流’沦为‘二流’ ，再沦为‘三流’！”

　　我们不禁要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二十多年了，一直在低水平中徘徊不前。

　　二、 足球运动的领导和管理体制严重滞后于职业化改革发展的需要

　　客观地讲，足球行业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缩影，日本人搞职业化取得的飞速进步，当然与其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是分 不开的。把足球行业的发展同社会大环境孤立开来看当然是不够公正和片面的。正如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要求政 府管理职能的转型和转变一样，足球行业的职业化改革同样要求足球运动的政府领导和管理体制要朝职业化发展的需要靠拢。 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出现的行业上一片无序的混乱和黑暗，特别是到了今年，种种的迹象预示着，职业化改革到了第六个年头 出现了一种穷途末路的危险，我们的“职业化”并不是彻底的职业化，是“计划足球”向“市场足球”转型的阶段。足球运动 的领导和管理体制严重滞后于职业化改革发展的需要已经暴露无遗。中国足球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足协一道人马，两块牌子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职业化发展的需要，甚至阻碍职业化正常发展 ，足协的角色必须重新定位。《中国足协章程》、《中国足球运动竞赛的规程》等等足球“宪法”、“基本大法”都要重新修 订，同国际惯例接轨，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要“依法治球”。这样足协就用不着去抓集中春训、体测这本属于俱乐部自己 的事；也用不着害怕谁退出，谁不干；也用不着去担忧球员的专业精神、敬业精神、职业素养、文化素质；也用不着忙于处理 越权越职要司法介入的腐败事件。总之，一切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这些工作本应该由现在的足协去完成，他们能胜任吗？

　　三、 这个足协已经不能胜任职业化改革的重任

　　让我们看一看这个足协的专业水平、决策能力、管理水平、法制意识。

　　? 专业水平低。

　　以春训和体测为直接产物的体能至上的指导思想，足够说明他们对足球运动本质规律的认识很业余。

　　? 科学决策能力差。

　　从国家队主教练选聘用的决策来看，尤其是对引进外教的争论；中国足球是走南美和欧洲拉丁技术流派、还是欧洲力 量型流派的争论；健力宝队学习巴西，国奥队学习体能力量打法，这近乎矛盾的选择；说明他们理论上、认识上的模棱两可， 能指望他们有科学决策的能力吗？从山东鲁能泰山在引进外教的大手笔，更加反衬出足协在聘用国家队教练的决策上连一个俱 乐部都不如，能指望他们的决策对中国足球负责吗？据说霍顿的去留准备进行一场“公决”，这是没有主见和负不起责任的表 现。这不也正是没有能力的代名词吗？

　　再说点题外话，霍顿下台后,（一定要下台！1999年11月11日《足球报》第一版《国脚‘兵谏’：请留住霍 顿》一文有云：“许多像我一样的球员都清楚，这位英国人来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足球原来应该这样踢。”一语道出了近亲繁 殖和夜郎自大一味排外的恶果。这不正是更应该换霍顿吗？世界之大没有比霍顿优秀者？换个更好的，多换几个，给我们的井 底之蛙们开开智！真愚昧！愚昧之极！离弱智已不太远了！），又到了要重新选聘国家队主教练的时候了，最近吹起一股韩国 风，要是这个足协真还有可能选韩国流。因为他们输韩国输红了眼，输到失去了理智！如果是这样，中国足球又有可能要继续 在低水平中徘徊多几年。不是我对韩国人有什么成见，而是我认为近两年事实证明，以拼抢、精神和体能著称的韩国足球开始 落伍了（韩国人现在不一定承认），全世界——连英国都在呼唤技术回归，难道我们反倒要请韩国人继续灌输体能？怎么就不 见日本人当年起步时请中国老师和韩国老师，一请就请欧美名教练。这就是日本人决策上的成功之处，要就要最好！什么“小 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的国情论，那是典型的排外思潮。足协怎不学学郁知非。

　　? 管理水平低。

　　从足坛的一片无序的混乱和黑暗，“假球”、“黑哨”传言层出不穷，有的几近事实；“退出”、“不干”、“不服 ”声此起彼伏；该道歉的道歉，不该道歉也道歉，太多的道歉；该处理的不处理，不该处理的又处理；今年乙级联赛抽签“6 ”和“9”的闹剧；等等不一而足，够乱了！足协真是手忙脚乱，洋相百出！足见这个足协的管理水平有多高？

　　? 法制意识差。

　　从足协对《无锡日报》的“处理决定”，以及法律界人士纷纷指出其错误后，表现出的固执和强硬态度，彻底暴露了 他们的无知，更暴露出他们的法制意识是何等之淡薄！在全民提倡依法治国，法治意识不断强化的今天，足协的“决定”和固 执充分暴露了足协在法制观念和意识上的落伍。

　　以人为本是时代的精神，人的素质、思想、能力是关键，无论从那个角度看，这个足协已经不能胜任职业化改革的重 任，我们期望袁伟明主席带个头，辞去足协主席这个空职！我们的王付主席首先要下台。足协必须全体换班！

　　改变这种死不辞职，死不换人，死不换教练的体制。开创足协新体制！

　　1999、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