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未到，“马上有”一词却已经开始在网络蹿红，成为马年的见面礼。未就业的想马上有一份工作，未结婚的想马上有一个如意对象，低收入阶层想马上涨工资，股民想马上进入牛市，农民想马上迈入最有尊严收入最好的职业，居民想看病贵、入学难、房价高等民生问题马上得到解决……而中能球员刘健则希望自己的阴阳合同问题能“马上解决”了。

　　十多年前，借助球迷不满于年薪动辄百万却将球踢成自由落体式的球员，中国足协便挟民意，从善如流，来了一个限薪令。而结果众所周知，阴阳合同无师自通，天价转会费与拖欠工资新闻比翼齐飞，一旦逢上精明如朱骏[微博]者，孙吉[微博]之流只能被前老板举着白纸黑字的合同在法庭上长吁短叹。

　　对于以上种种乱象，始作俑者中国足协却束手无策；可以想象，对于刘健的问题，他们一定也会采用“和稀泥”的老办法。中国足协的地位之所以如此尴尬，完全来自于它的错位：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足协部门和联赛公司是两个分别独立的机构，双方之间没有重叠和交叉的地方；然而，在中国，足协和联赛公司几乎交织在一起。这种错位造成了足协的职权不清，一方面该管的管不好，另一方面不该管的管太多。

　　其实，职业足球是市场经济，根本无需行政主管部门劳心，当俱乐部的投资方，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主营业务上捉襟见肘时，其投入自然会做出调节。毕竟没有人为了爱好足球会做一辈子亏本买卖，哪怕有时只是为了讨地方政府欢心而强充脸面。

　　中国足球的改革提了好多年，但如何改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这一点上中国足协真的需要好好学习、马上贯彻。

　　记者 范善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