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耿

　　恒大夺得亚冠，在排山倒海般的赞美声中，有一个埋藏在时间尘土中的声音被灰溜溜地挖出来，这是谢晖在2011年3月说的一段话：“500万赢球奖！输球罚300万！又是拍脑袋想出来的烂东西！中国足球不缺钱！缺的是对专业的尊重！请学习一下高水平联赛的球队管理！五年内拿亚冠冠军？如果你没把它当句笑话那你脑子一定进水了！”

　　毫无疑问，谢晖被讥笑了。想讥笑他的人等了2年8个月才等来了这个机会。那么，几年之后，时间为什么又不能证明谢晖是对的呢？

　　谢晖最想掩埋的应该是最后两句关于恒大不夺冠的预言，其实，他这段话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对恒大的关于足球专业主义的提醒。

　　但是，这并不是说恒大搞足球不专业，恰恰相反，恒大是中超诸俱乐部中专业化水平最高的，连海报都用上了拉马努金恒等式与欧拉公式，说明恒大内部各部门中是专业的人在干专业的事，而且是行业中的高端人才，中国是很少出现这样有创意的海报的。

　　问题在于，恒大的专业主义更多来自对岗位的珍视，较少来自足球理念本身。对岗位的珍视，当然是看在钱的份上。恒大成功学的主要线索就是金钱。以金钱来撬动专业主义，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这正是市场体制的逻辑。

　　恒大夺冠当夜，我就在想，金钱肯定会找权力的碴，体育举国体制又要岌岌可危了。果然，很多有见地的“大V”开始大谈体制放手，放心地让市场去做。我认同把它归结为市场原则的胜利，但这并不一定能得出中国足球的出路在于摆脱“政府指令”的结论。

　　我对体育举国体制是持不同态度的，但我也不得不承认，作为方法论的体制与市场，无论走哪条路，只要做到极致，都能夺冠。奥运夺金大户，基本上都是运用娴熟的体育举国体制下的项目，而将市场原则使用好了，也能出李娜这样的职业冠军。两者不能互相否定。足球没有起色，正因为无论是举国体制还是市场化，都搞得不彻底，纠结于两条道路的中间。

　　显然，上述对市场与体制在方法论上的认同，是唯结果论的。

　　体育举国体制会使体育异化，背离了体育运动的初衷。同样，市场也有使足球异化的风险，正如资本主义将人异化一样。我们往往警惕在体制内，权力的手胡乱作为，但是，却对资本独裁视而不见，从程度上，金钱在恒大内部的主导性远远超过权力在体制内的自由度，在国家队“修理”不好的球员，许家印一出手就摆平了。

　　如果从恒大的路径画一条延长线的话，哈恩认为恒大的成功将推动中国足球的营销，这是显而易见却又被很多人视而不见的推断，什么样的“本”就生发什么样的“枝”，以球为本、以商为本，结果是不同的。

　　韦迪看得很透彻，他说：“恒大从本质上来讲，做足球还是为了自身企业，因为后来所有的选择最终的指向是提升恒大的企业品牌。”

　　当然，恒大对足球的贡献巨大，哪怕它是顺带搞足球的。我们要关注的，一是资本对足球的异化，二是政府对足球环境的建设。没有后者，恒大是做不大的，恒大之所以能够登上亚洲之巅，俱乐部自身的努力当然功不可没，但必须指出的是，许家印赶上了中国足球最好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