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薛原 马剑 　探索全运会的改革发展如何纳入更多元的社会力量、如何为自身前行注入新的时代动力，就不能不考虑到活跃在全运会大门内外的2.7亿名职工和2.6亿名学生。如此思考，也可以为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的协调发展提供更具开放性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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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体协参加全运会重在展示，助推群体氛围

　　十二运会共有38个代表团参赛，上届全运会的参赛代表团数字是46个。“消失”的8个代表团，都是行业体协。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一些行业和企业在社会改革过程中进行了调整，行业体育协会的队伍和参赛条件都发生了变化，有些作为全运会参赛单位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有些不具备参赛条件的就退出了。”

　　2010年，体育总局曾向各行业体协下发了一份类似“全运准入门槛”的通知，规定参赛代表团必须有自己的训练基地、专职教练员配备等，一些无法达标的行业体协也因此被“自然淘汰”。实际上，上届全运会中，不少行业体协的运动员就来自省市体育局的“交流”，自身已无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体系。

　　本届全运会，还有3家符合标准的行业体协组队参加，分别是火车头、前卫和煤矿体协。煤矿体协主席戴璐强说，全运会是一个有着社会综合影响力的平台，“煤矿”的大旗出现在开幕式上，对于广大职工有着独特的激励作用，也有利于本行业群体工作的开展，“开幕式一亮相，我就接到50多条短信。”

　　戴璐强同时担任全国20家行业体协联络组的组长，他说，行业体协的发展重点大多集中在全民健身领域。现在只有火车头、前卫体协还在中长跑、拳击、跆拳道等项目上延续着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体系，仍会尽力参加全运会。

　　大学生体协申请组团参加全运会，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相对于众多行业体协而言，大学生体协参加全运会的意愿显得更为迫切和现实。

　　大体协常务专职副主席杨立国说，校园有着最广泛的青少年基础，大学是培养高水平体育人才的渠道之一，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优秀选手，“各行各业都可以，为什么我们不能组团参加全运会？”

　　1985年，体育和教育部门曾召开座谈会，确定了大学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基本方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宋尽贤回忆说，当时两家曾有口头约定，大体协不单独组队参加全运会，“主要考虑便于调动各省组团的积极性。”但时移势易，体育的发展格局需要吸纳更多力量，学校体育的综合资源优势不该被忽视，其培养理念和环境更是对专业体工队模式的有益校正，这也是近年来“体教结合”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原因。

　　事实上，全运会从来不缺大学生选手的身影。第一届全运会就有为数众多的大学生运动员参加。本届全运会，清华大学有十几名田径和射击队员在各省市注册参赛。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说，学生选手依然在校学习训练，但多了一个专业队的“注册身份”，“可以使他们有机会多参加高水平比赛，这些省市也会给学校提供一些训练费用，弥补不足。”

　　清华大学“化整为零”的参赛方式是目前大学体育和全运会之间唯一被认可的“桥梁”。杨立国说，经过近20年发展，学校体育已经形成了体育人才一条龙培养体系，但到了全运会这个国内体育的最高层面，却遇到还无法打通的“政策瓶颈”，“我们曾多次表达组团参赛的意愿，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全运会应成为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体育的平台

　　体育社会学者卢元镇认为，大体协组团参加全运会，“是体育改革的一把钥匙，可以深入推动体教结合，也可以推动现有体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再发育。”宋尽贤则认为，全运会的改革应有发展眼光，既要立足国情，也要从一些体育强国的模式中有所借鉴。

　　美国体育的根基就扎在校园之中，根深叶茂。奥运会上，来自大学的运动员占了美国代表团的2/3。校园中，体育有着浓厚的氛围并积淀了文化底蕴，和职业体育一同构成了美国体育的基本框架。

　　曾在德国留学多年的刘波说，德国体育以俱乐部为细胞。比如，德甲著名的勒沃库森俱乐部，除了足球还有十几个项目，主要由拜耳制药提供赞助。勒沃库森田径、手球等俱乐部的水平都很高，曾培养出奥运会冠军。俱乐部有上万会员，一般会员需要交费，高水平选手则有工资和赞助。不同级别的俱乐部遍地开花，相互间赛事频繁，夯实了德国体育的竞技和人文基础。

　　无论是校园还是俱乐部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体育，在国家没有多少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既满足了大众对体育的日常需求，也实现了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无缝衔接。

　　全运会以行政区划为基本战略格局，从计划经济时代沿袭而来。“集中精兵”是优势，但相对封闭的运转体系也造成了和社会的脱节，并形成了利益固化。“社会化”其实是体育的天然属性，作为中国竞技体育的龙头，全运会的门槛该如何搭建，使其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其中，这是全运会改革立足当下，更面向未来的真正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