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今天在深圳闭幕。金牌第一、奖牌榜首,意味着国内大学体育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体教结合已经取得了成功?
“我觉得体教结合的路还是没走通,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一方面是响应国家号召,同时也给学校带来荣誉,体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但由大学自己培养出全面发展高水平运动员目标还是没有实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体教部负责人如是说。
体教结合早已不是新鲜话题。1986年初,国家体委、国家教委和团中央召开“学校体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生运动队。这被视作高校“体教结合的起点”。
弹指25年,大学体教结合的路为何还是走不通?
仅存硕果的一个人
自1979年墨西哥大运会,跳水选手陈肖霞为中国代表团实现大运金牌“零”的突破以来,中国在近届大运会上成绩斐然——2005年伊兹密尔大运会21金16银12铜;2007年曼谷大运会33金30银27铜;2009年贝尔格莱德大运会22金21银15铜。
在2011深圳大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夺得惊人的75枚金牌。但在一些夺金项目中,也存在不小的争议。
中国女子水球队决赛以14比4大胜美国队,获得冠军。13名选手中有12人是国家队队员,参加了上月在上海举行的游泳世锦赛。中国女足2比1击败日本,时隔18年再夺冠军,也有近半数成员是国字号,这也让不少对手颇有微词。
在报名参赛的505名中国大学生选手中,北京体育大学是第一大军团,上海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等专业体育院校也是运动员输出大户。有没有纯粹从非体育院校走出来的高水平运动员?上海交通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孙麒麟教授认为:人数很少,最典型的只有清华大学的“眼镜飞人”胡凯。
2001年,胡凯以582分特招入清华,随后他创造了百米10秒3的佳绩,成为国内首位跻身奥运百米次轮的选手。时隔10年,人们期待在深圳涌现更多“胡凯”,却发现——
“运动水平高的,学习成绩不好;学习成绩好的,运动水平又达不到。现在还很难找到一个可以与胡凯相比的选手。”上述某高校体教部负责人说。
同床异梦的“两张皮”
从一开始,“体教结合”就带着浓厚的功利色彩:体育部门希望让运动员接受较好的文化学习,得到日后更拿得出手的文凭;教育部门则希望,通过体育精英的金银牌为学校增添荣誉。
初衷不同,目标不一,难免同床异梦。
一位高校体育教师曾告诉记者,每次全运会、城运会前,总有地方体育部门向学校“借”在读运动员封闭训练,“一去就是两三个月,他们(体育部门)从来不考虑学生考试与毕业问题,也不考虑他们有大学生比赛的任务。”
体育部门则表示,教育部不承担竞技目标,投入不大,再加上缺乏高水平的教练员与训练器械,“高水平运动员在高校,水平越练越低。”
另外,限于自身无法“造血”,大学只能继续吸收专业运动队培养出来的运动员入学。这样一来,学校体育就沦为了专业体育的“附属品”和“终点站”,体教结合难以双赢。
据上述体教部负责人介绍,高校体育特长生招生分3种:一是在国际比赛中有非常出色表现的国际健将选手,不参加高考直接入学;二是国家一、二级运动员,需要参加高考,但分数只需达到二本线或者正常入学标准的60%;第三种是有一定体育特长,正常参加高考的学生,适当减免一些分数。前两类,运动成绩有保证,但拿毕业证书时可以“把你急得双脚跳”,最后一类学习成绩不错,但运动成绩总差一个档次。
“体教结合听起来是个很美的目标,但操作的难度非常大。”他感慨道。
不可或缺的“三元素”
无论如何,在体教结合25年发展历程中,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据孙麒麟介绍,1986年,国家教委确认了首批51所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院校,2010年已有270所院校承办高水平运动队。
在本届大运会上,不乏这样的代表:清华大学的田径、北京理工大学的足球、复旦大学的排球、北京交通大学的羽毛球、华东师范大学和天津工业大学的健美操……
外界常常以“××模式”相称,但这种模式真的能在国内普遍推广吗?据记者了解,在高校成功试办运动队,至少需要三方面条件:首先要有校级领导的重视;其次要有专业体育工作者来推动,最后还需要一批优秀运动员投身其中——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自己就很喜欢打排球,曾是中学排球队二传手;北京交大党委副书记颜吾佴曾是该校羽毛球队主教练,本人曾8次获得校长羽毛球赛冠军。
在实际操作层面,北理工“教父”金志扬曾出任国家队助理教练、北京国安队主教练,实战经验丰富;而不少清华大学的运动员都来自“马约翰特长班”,马约翰曾在该校从事体育教学长达52年,被誉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当然,清华、复旦、北理工等名校的影响力,也吸引了一批优秀运动员入学。在他们中间,有不少都是取得过优秀成绩的专业运动员。
徘徊于体育与教育部门之间,构建于各方支持之上。生存环境如此苛刻,难怪大学体教结合之路走得如此艰难。本报记者赵博
(本报深圳8月23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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