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冲

　　在身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之前，谢亚龙的官声似乎还是不错的，但为何进入足协，就像进入染缸，一而再，再而三，足协的官员们纷纷落马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左右着中国足球的命运，也左右着这些足球官员的命运？

　　至少在眼下，公众听闻谢亚龙被警方立案侦查后，基本有三种心态：一愤怒，谢亚龙主政中国足球近四年时间，各级球队战绩跌入历史低谷，协查表明，他不仅能力不足，品德更有问题；二麻木，有太多的高官被抓，正局级的谢亚龙算什么？更何况他当时的副手和继任者，另一正局级官员南勇已经被抓，谢亚龙何以意外？三期待，已经有三位足协副主席、四位足协中层管理者、多位地方足协官员、俱乐部负责人、裁判、球员被抓，中国足球出现无可争议的行业性腐败，因此，是否会有更大的官员涉案？即所谓“更大的鱼”？

　　当然，也有一种弱弱的声音为被抓的谢亚龙们鸣不平——其他项目情况如何？奈何对足球下狠手？难道就因为它缺少一块金牌作为遮羞布？

　　不管怎么说，谢亚龙不是天生的“硕鼠”。他任田管中心主任时，在悉尼奥运会前，冒着田径项目颗粒无收的政绩风险，力斩被兴奋剂丑闻困扰的马家军；他在陕西安康挂职锻炼时，据其家人介绍，看到当地百姓的疾苦生活，他曾主动向组织申请留下来，放弃回京任职的机会。

　　为什么这样一个听起来还算不错的官员，到了足协似乎就变了模样，竟至于坠入深渊无可脱身呢？如何反思谢亚龙等人的行为，做到防微杜渐，避免再犯？我们注意到，在总结谢亚龙、南勇们的罪行时，舆论多半会归结到“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当然没有错，不过问题还不仅如此，在这样的一块土壤上，权力不仅不被监督，甚至还不承担责任。官员只要不犯罪，永远都不会面临“下岗”的风险。

　　回顾足球腐败案发始末，我们注意到，这些问题官员的暴露，怎么看都那么偶然。如果不是去年11月新加坡警方在一场假球案中，发现原辽宁广原队总经理王鑫的踪迹，发出“红色通缉令”，通报中国公安部，在公安部的直接督办下，交由沈阳警方8·25专案组查办，警方从王鑫案开始，顺藤摸瓜，掀起了一场中国足坛的反腐风暴，那么，南勇仍将坐在“中国最知名司局级官员”的位置上，享受着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一年前宣布他上任时的肯定性评价：“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并熟知足球业务……”

　　仅仅一年不到的时间，崔大林再次前往足协，宣布南勇因涉嫌商业贿赂、操纵赌球等罪行被警方刑事拘留而遭免职。一年内，先宣布他上任，继而又宣布罢免，这不仅是自己扇自己嘴巴，更暴露了我们对官员的选拔、任免、考核、监督的制度和程序缺陷。我们对为官人缺乏必要的责任考核标准，更缺乏足够的有效监督。在足协工作十余年时间，南勇一直是非不断，却也一直步步高(24.05,0.25,1.05%)升。

　　说到底，谢亚龙们只是不走运罢了——谁叫他们撞在了打黑的枪口上了呢，谁叫人家新加坡警方还当真了呢。难怪还有人为他们鸣不平。因为我们这套足球体制本不足以防范腐败，更不足以发现和惩罚腐败。

　　所以，谢亚龙们自该为其所犯的错与罪承担责任。不过这绝不意味着最后的审判。还应该追问的是，是谁让谢亚龙们能够走上领导岗位，是什么原因导致所有的监督形同虚设，是什么力量导致足协官员可以不为足球负责，不为职责负责。中国足球在谢亚龙的领导下，全盘皆输，沦为社会笑柄，他不仅没有被问责、降职、免职，却居然被组织调任中体产业(8.86,-0.55,-5.84%)董事长的职务，拿着令人艳羡的百万年薪。这又是依据什么官员业绩考核标准？

　　如果这样一种制度不能被改变，谢亚龙就不会是最后一个被送上审判台的足球官员。不过这也绝非足球圈自扫门前雪的事情。足球腐败投射出的绝非足球圈的“私事”。中国足球不是绝缘体，有谢亚龙们，是因为有这样的官场体制，这样的官场体制滋生的土壤，却不只是足协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