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娟

　　两年前，“高瞻远瞩”的谢亚龙就看到了中国足球的三大问题。两年后的中秋节，谢亚龙不是在和家人团聚，而是在向沈阳警方交代问题。从那封6000多字的辞职信里，谢亚龙“痛心疾首”地指出了中国足球几乎所有问题的根源，也一语成谶地把自己写了进去。

　　虽然他主政中国足球的时间不长，但他对中国足球内外部环境的认识，可以说超过了近乎所有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文字材料———他所点出的中国足球的体制问题、人的问题以及大环境的问题，虽然用词并不算多，总共只有462字，却是击中了中国足球的要害的。

　　在辞职信中，谢亚龙并没有“粉饰太平”：“足球赌博是中国足球最大的毒瘤。”虽然赌球之于中国足球在近年来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作为当权者说出这样的话，还是第一次。而由公安部牵头的“反赌风暴”，也是在北京奥运一年之后才开始的。一个在社会上广泛被议论、主政者力陈为“毒瘤”的问题，竟然被一拖再拖至几乎无法收拾的境地，才终于有人出手。

　　谢亚龙直言：“体制不改，中国足球永无出头之日。必须毫不手软地打击足球腐败……”应该说，谢亚龙点中了中国足球的“死穴”。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足球反腐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并且还有继续深入的可能。但是，正如谢亚龙所言，中国足球的问题绝不是单一的，自然也就不可能通过单一的手段来解决，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似乎还更多的都只是一种“体制内的解决”。

　　谢亚龙对中国足球的问题看得之深，甚至是所有写中国足球的“笔杆子”们都难以企及的！问题的关键，也是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谢亚龙“痛心疾首”地指出了中国足球几乎所有问题的症结，为何如此“清醒”的他还是无法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呢？中国足球的悲剧，其实也是谢亚龙个人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