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颜晓华

　　让一个人主动放弃自己的梦想是一件残忍的事情。

　　几年前，在天津女排和赞助商的一个联谊活动上，时任天津女排主教练的王宝泉被要求写出自己的梦想时，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当国家队主教练”。然而，当这个梦想终于成为现实，仅仅5个月后，王宝泉便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他为什么要对自己如此残忍？身体当然是一个原因，内心的不堪重负恐怕是更大的原因。我相信任何一个看了王指用钢笔工工整整写的辞职信的人，都会替他辛酸。他在接受专访时说，这样做的原因是不想做历史的罪人，不想让中国女排毁在自己的手上。

　　无论在天津队，还是在国家队，王宝泉为女排所做的贡献和努力有目共睹，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成为历史的罪人，他只是无力收复中国女排的历史高地。

　　那是一块怎样的历史高地？那块高地不只是几个世界冠军的叠加，更是“女排精神”做为民族精神标杆的确立和延续。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为什么是女排能用冠军催动了一次民族热潮，为什么是女排成了拼搏精神的代名词，而不是成就更为辉煌的乒乓球、跳水等项目？

　　讲一段往事吧。我上初一的某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晚上集体看电视，说是为中国女排加油。那时候的信息传播渠道跟今天无法相提并论，直到打开电视，我才知道已经是最后一场比赛了，此前全胜的中国女排只要在最后对日本队的比赛中赢下两局就可以夺取第一个世界冠军。

　　学校公关楼前的空地上，像看露天电影一样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而那么多人面对的仅仅是一个14英寸的黑白电视。我清晰地记得，宋世雄老师的声音是那么嘹亮动人，尽管当时我对他所说的“背飞”“时间差”“前交叉”等名词还似懂非懂。可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战女排干赢了小日本夺冠了，大家真的很激动很自豪。

　　那天以后，在学校的报纸陈列橱窗、各班后面的黑板报上，开始陆续见到“女排精神”、“拼搏精神”等词，郎平开始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学习女排，振兴中华”成为一句流行语……

　　现在很多人都以为女排精神来自于她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三连冠”甚至“五连冠”，其实不尽然，后面的连续冠军固然增加了中国女排作为一个特殊团队的历史厚度，但只那第一个冠军便已经确立了女排超越体育范畴的历史地位。因为那是1981年的深秋，改革开放的初期，整个中国社会处在一个懵懂而萌动的状态，急需一种民族精神的标志确立。应运而生大抵若此，中国女排如果早几年或者晚几年拿第一个冠军，恐怕都不会成就其独特的辉煌。

　　而排球又恰好是一个集体项目，比之前同样取得辉煌的乒乓、跳水、体操等项目更能准确地阐释拼搏精神的核心元素——团结。那个时代环境的烘托和各种氛围的预设成就了那个独一无二的中国女排。

　　今天的我们时常争论的一个话题是——足球和篮球哪个才是中国的第一运动？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排球才是第一运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男女混搭打排球是最其乐融融的事。那个时候，最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叫《排球女将》，我们爱看小鹿纯子的晴天霹雳扣杀，也爱看小鹿纯子胸口跳动的小鹿。

　　那个时候，女排的选材路径极广，省队之下还有市队，甚至一些地方还有县队。现在呢，前女排主教练陈忠和曾说，“现在全国的女排专业运动员大概只有一百多号人，我们是从100多人里选材，美国是在100多支球队里挑人。人才匮乏的问题今后会越来越严峻，解决好梯队建设应当成为重中之重”。

　　怎么解决？女排的式微其实是市场的选择，女排的职业化推进相比男足男篮显然要艰难的多。事实上，即使陈忠和那届女排在时隔17后重新夺得世界冠军，一样不能收复失地，不能唤醒国人心中当初的那份热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那帮如日中天的排球女将更新换代，随着世界女排格局的变化，也随着中国体育职业化的逐步深入，不但中国女排的成绩开始滑落，他们的影响力也逐步衰退。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当年的女排，也是时代选择了慢慢抛弃中国女排。姚明和刘翔已经取代了当年女排和乒乓的国宝地位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虽然从客观上中国女排已经丧失了作为国人精神标志的内涵，但由于新的标志尚未找到或者说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不可能找到，国人依然用过去的心理要求去要求这支特殊的队伍。这使得当下中国女排进入一个极端不对称的存在——职业化的不待见和舆论的高光度。

　　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女排一直被那段历史所绑架，被那段不可复制的荣光所绑架。所以，赵蕊蕊必须带着未愈的伤病出征奥运会，最亲爱的人瘫痪在病床上周苏红也不能言退，此前的郎平即使带领中国女排走出低谷仍然急流勇退，今日的王宝泉在重压下病来如山倒。  

　　作为特殊的历史产物，在这个特殊的团队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副解不了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