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特别，一切符合逻辑，所以我赞成国奥打中甲。

　　话说一天，领导把崔大林喊去，说：老崔，北京奥运会干得不错，你主管的项目拿了那么多金牌，成绩可嘉。再干一票足球吧。崔大林说让我整，我就整整吧。

　　随后，崔又点了韦迪的将。韦同样来自辽宁，也是一员干将，在重竞技，在水上中心，均有不俗表现。然后，同样出自辽宁的于洪臣，出任足协副主席兼中超公司董事长。

　　用人是一门幽深的学问。辽籍“三驾马车”接管中国足球，隐含着上面对“辽宁经验”的褒奖。辽宁经验就是毫不松动的举国体制，即以强硬的行政力量，动用公共资源，为既定目标保驾护航。在奥运战略下，“目标”是不断加码的金牌数，而在足球领域，则是奥运会和世界杯出线。

　　不要忙着对“三驾马车”进行价值判断，先做一道多项选择题。A、修复职业联赛，静待中国足球水平提高，自然冲出亚洲；B、全面恢复举国体制，像朝鲜那样组织和训练国家队；C、在职业联赛的大环境下，动用一些行政手段，尽快靠近“目标”。

　　答案如下：

　　A、耗时太久，十年二十年未必见效，而官员的任期有限。自诩为世界真理捍卫者的一些人，最喜欢这个答案，而其实他们根本罔顾社会现实。身在官场，政绩至上，有些人说得冠冕堂皇，轮到自己未必能脱此俗套。官员搞政绩和写手搏点击率，根本上没啥区别，至多算是五十步笑百步。这样的人俯拾即是，恕我不举例说明。

　　B、当今之世，市场化浩浩荡荡，开历史倒车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神经病才会做此选择。

　　C、排除AB后，此为不选之选。

　　迄今，在“C”的暗影里，“三驾马车”主要在推动两件事，一是各地方体育局重新介入青少年培养，二即国奥打中甲。以后，类似举措只会更多。

　　以官场规则论，“三驾马车”受命而来，在法律和政策的框架内，积极想方设法完成任务，不仅无可指摘，相反应予嘉许。以中国足球之现状，难道需要无为而治的太平大员？

　　即使跳出官场思维，我也不觉得他们做得有什么错。中国的现实情况是，虽然各领域都在市场化、商业化，但任何一个搞出名堂的企业，背后都有政府隐形的手在起作用，所谓央企独大，地王国有。而国际上挂得上号的中国公司，中石化、中石油、中国工商银行，哪个跟政府不是藕断丝连。1994年开启的足球职业化，诚然是一次犀利的尝试，但超前到跟政府，尤其是各地体育局彻底脱钩，等于自断其臂。你可以自绝于它，但毫不影响它起伏有致的心跳，更不能否认它作为一种国家力量的坚硬存在。人才培养上续接断裂16年的行政力量，重归全运会的行政周期，是现实的做法。而国奥打中甲，作为“目标责任制”下的极端手段，亦无不可。

　　请不要用国外的经济理论，来论述市场和行政力量之互不兼容；也不必用普世的社会发展理论，来论证举国体制的落后；更不要扯什么社会公平与程序正义。中国之事，自具“中国特色”。夸夸其谈只会紊乱中国足球前进的理路。我们不能改变举国体制，何妨接受它，为足球所用。我坚持以前的观点，其他项目均可享受举国体制之惠，而独足球其外，这是国家对足球的不公。

　　让“崔举国”好好干一票足球。如果牺牲中甲换取一次出线，我赞成；如果牺牲中甲换不来出线，天也塌不下来，况且，谁能告诉我，国奥打中甲，就一定意味着中甲的牺牲！(张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