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

　　为全方位报道法国世界杯，本报特派记者焦林芳与季履岗飞赴巴黎战地采访，为读者奉上第一手新鲜报道，对世界杯期间的焦点比赛、突发事件进行实地采访。亚洲四支参加世界杯的球队铩羽而归、全军覆没之后，《中国足球报》展开了“亚洲无需垂头丧气，中国亟待奋起直追”的讨论。世界杯闭幕后，本报还刊发了系列文章，对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俊生、国家队英籍主教练霍顿、甲A球队主教练金志扬徐根宝李应发庄连胜等人进行系列专访，探讨中国足球应该从世界杯中汲取什么营养。7月21日，《中国足球报》发表本报评论员题为“理清思路，坚定信心”的文章，指出，世界杯中各支强队的表现以及亚洲球队不尽如人意的演出，再次给中国足球以启示，“中国足球腾飞是个艰巨复杂的综合工程，‘速胜论’和‘亡国论’都是要不得的。”

　　在“世界杯效应”的影响下，中国足球的市场运转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这一期间，中国基层足球和青少年足球的教育系统漏洞在世界杯前后渐渐露出苗头。《中国足球报》刊发的一名武汉足球学生家长的题为“足球学校忧思路”的来信，引起了业界的思考与重视。这篇署名为“武汉红钢城12号20门12号颜永新”的学生家长，在这封长达近3000字的来信中披露了一些足球学校收费过高、招生无章法并给予不切实际承诺的现象。“足球学校忧思录”可以被视为国内新闻媒体中较早对“足球学校”提出忧患思路的深度报道。

　　1999女足世界杯摘银

　　■事件——

　　1999年7月，中国女足在美国举行的第三届女足世界杯上一举夺得亚军，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中央领导的接见，以“爱国敬业、自信自强、团结拼搏”为主题的女足精神被弘扬。

　　■我们——

　　女足归来的次日，本报发表题为《艰苦创业树楷模 理性足球结硕果》的社论，认为中国女足的胜利，来自于女足队伍十几年持之以恒的艰苦创业、艰苦磨砺、团结拼搏、不计代价和甘于奉献的精神和深刻的理论积累与高质量的日常训练。社论说“她们不尚浮华、不羡名利，摒弃浮躁之气，这对目前发展我国足球运动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2000亚洲杯拯救米卢

　　■事件——

　　作为事后被证明为是“神奇教练”的米卢上任后率中国队参加的第一场大型洲际赛事，2000年年底于黎巴嫩举办的亚洲杯赛，被认为是平息或缓解米卢信任危机的一项赛事。正是由于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打进了亚洲杯四强，米卢和他率领的中国队才得到在冲击2002世界杯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我们——

　　《中国足球报》先后发表“国脚内部调查”《怀疑米卢，我没资格》、《国脚有点不懂米卢》，全方位透视米卢在亚洲杯前面临的那一场信任危机。在亚洲杯开战前，《中国足球报》还发表了《中国队进四强概率：64%》的预测性文章，准确量化预测了中国队打入亚洲杯前四的可能性较大，这也是全国媒体中对中国队参赛亚洲杯的惟一预测文章。

　　2000年10月29日，中国队在三四名决赛中以0比1负于韩国队，位列第四。次日出版的《中国足球报》发表了本报评论员题为“中国足球的机会”的文章，指出“亚洲杯赛期间，中国足球有了不错的收获，一是赢得了操持下届杯赛的主办权，二是萌生了明年世界杯外围赛出线的信心”，从战略的高度指出了亚洲杯的成绩对于鼓舞中国足球备战世界杯的重要意义。后来，2002年中国队杀进世界杯决赛圈的事实也证明了本报的论断是正确的。

 

　　2002国家队参加世界杯

　　■事件——

　　2002年6月，第一次打进世界杯决赛阶段的中国男足在米卢率领下参加了在韩国举办的世界杯小组赛，，结果三战皆负，分别输给巴西队、哥斯达黎加队和土耳其队。中国男足的首次世界杯之旅，以三战皆负积0分，进0球的结局告终。

　　■我们——

　　世界杯期间，本报特派记者戴新与赵了了前往韩国和日本进行战地采访。世界杯后，为了对中国队的进行“系统的、仔细的、认真的总结”，《中国足球报》与中央电视台“五环夜话”、北京电视台“中国足球报道”、新华社体育部、人民日报体育部等11家媒体联合推出了“足球反思大论坛”系列活动。7月8日，《中国足球报》发表署名“唐丙”的题为“论坛不是擂台”的言论，提出，“对参加这个论坛的社会人士，包括球迷，有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基本要求。这个基本要求也是一个基本的认定：我们大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想把中国足球搞上去。有了这样的基本认定，论坛才能持续下去而不会中途改成批斗会或是擂台，非要谁把谁打翻，决出个好歹来。”

　　为配合这次大反思，《中国足球报》于7月11日刊发了本报记者杨檎对话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的专访《我们为什么要对失败负责》。在这次专访中，阎世铎从“我们不负责谁负责”、“什么时候可以不负责”、“我们要负责什么责任”这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足球的差距与责任。

 

　　2003非典时期

　　■事件——

　　2003年春天，非典袭击北京，中国人的生活由此发生巨大改变。中国足球也发生改变。原定于中国举办的女足世界杯赛被取消，国家队被迫进入封闭集训。

　　■我们——

　　非典时期，《中国足球报》连续编发系列报道，《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国脚集训先查非典》以及《非常时期的中国之队》等等，反映了这一时期足还需的特点。本报记者戴新的评论《不快乐足球》已经发现了非典带来的问题。文章说，非典时期，人为的和非人为的封闭都有可能酿成一股浮躁的情绪，这种情绪体现在训练场上，就是“不想练”、“厌练”。一支应该训练的球队中如果有很强烈的“厌练”情绪，那就真出“大事”了。这个夏天的足球注定是“不快乐”的，是枯燥的，也是必须的。为长远计，有关管理者除了应该制定强硬法规严罚“厌练”者外，还有必要琢磨一些建设性的措施为队员适当调剂一下训练气氛，在不得已的“不快乐”中为队员制造一些“快乐”。

 

　　2004罢赛

　　■事件——

　　2004年10月2日晚，沈阳与北京的一场比赛中，北京队因不满裁判判罚，罢赛离场。球赛在断12分28秒后，由主裁判周伟新宣布比赛结束，中国职业足球历史上出现首例“罢赛事件”。在此后近一周的时间内，“罢赛事件”愈演愈烈并逐步升级，最后导致大连实德等七家俱乐部卷入，号称中国足球史上的“十月革命”。

　　■我们——

　　10月26日，《中国足球报》发表一名博士生的《中国足协地位不容撼动，度过信任危机并非难事》，这封万言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文章说，中国足球协会作为管理中国(大陆境内)足球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其地位和权威是“与生俱来”的，“是有法理基础的，是不容置疑和动摇”的。同时，这篇文章还说，进一步深化足球管理体制改革，是解决目前危机、摆脱险境的当务之急。

　　2005谢亚龙上任

　　■事件——

　　2004年的罢赛事件和一系列假球、黑哨的传闻，使得中国足协掌门人阎世铎最终“下课”，接替他的是谢亚龙。

　　■我们——

　　谢亚龙上任之后，接受的第一家平面媒体的采访者便是《中国足球报》。在这篇名为《我们还要埋头苦干》的专访中，谢亚龙说，仅仅联赛为本是不全面的，青少年训练是根，联赛是本，国家队是果，球迷是叶。没有叶子的光合作用，植物就不能生长，没有球迷的养分，中国足球就无法吸取社会资源。

　　有意思的是，《中国足球报》也很可能是对谢亚龙的上一任阎世铎离任前进行最后一次专访的媒体。2005年1月18日，本报发表记者杨檎的专访《阎世铎：我会干到最后》。阎世铎对本报记者表示，“2004年，三大球中篮球、排球的进步都很大，只有足球还没有上去，令人很痛心，很对不起广大球迷。现在足协的公信力比较低，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对此我感到非常愧疚，说明我们有很多工作做得不好，我们的执政能力确实还有待于提高。”

　　2006德国世界杯

　　■事件——

　　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中国人真正的隔岸观火。

　　■我们——

　　我们首创性地在报纸上做了世界杯的《男版》、《女版》，从男人与女人不同的视角阐释了这部世界大片。

　　这届世界杯，我们还推出了一本名为《德国之巅》的珍藏画册，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几个小时就全面上市，画册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这届世界杯的所有经典瞬间。

　　2007国家队惨败亚洲杯

　　■事件——

　　2007年7月，朱广沪带领的国家队在亚洲杯比赛中失利而归，没能进入亚洲杯四强，朱广沪时代宣告结束。

　　■我们——

　　亚洲杯失利，国内再次掀起讨伐朱广沪的热潮。为了传递理性声音，《中国足球报》发表系列文章，探讨中国足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主帅。其中《谁砸了中国足球的饭碗》系列中，陈成达先生接受《中国足球报》采访时提出，足球界应该好好问一问。陈成达先生提到的三十多个问题个个尖锐，击中要害。这组文章从选什么样的教练，到选帅时间，选帅成本都做了探讨。

　　2008全军覆没

　　■事件——

　　2008年，中国国家队、国奥队、中国女足，中国国少队、青年队在一系列国际赛事中全军覆没。尤其是国家奥林匹克队在家门口举行的奥运会上全面溃退，引起民众不满。

　　■我们——

　　从奥运会一开始，本报就没把报道的着眼点放在赛事本身，而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足球现状。在奥运会系列报道中，《中国足球报》将足球放置在奥运会的大环境下，探讨失利的原因。年终，《中国足球报》再次推出《建国三十周年·中国足球访谈》专题，从人物的记忆中，寻找中国足球的规律，探秘中国足球的历史，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系列，可以作为足球界的史料收藏。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