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总局搞不好职业足球

　　李承鹏

　　所有重大的历史皆因一些偶然的小事而起，包括中国足球。中国足球离不开中国体育大背景，而中国体育离不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背景。说原罪过重，但中国足球的原问题，在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

　　比如说1952年夏天，新中国正在发生很多事情，抗美援朝、土改、毛主席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全国人民反贪污反浪费，我军28团飞行员李汉英勇击落美机两架，还有一件就是芬兰要进行第十五届奥运会，当时苏联、波兰、匈牙利都组队强势参加，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小兄弟的中国，接到紧急通知也仓促组队，因为当时新中国正面临着“政治上被孤立、经济上被封锁、军事上随时准备斗争”的严峻形势，而体育正好成为冲破包围圈几乎是唯一的突破口。中国人前往了，那时还没有姚明、马琳、刘翔、郭晶晶这样顶尖的专业运动员，好多只是学生、教师、公务人员、军人。那一届，社会主义老大哥们在奥运会上强悍的表现让落后的中国人深受震撼，由于一些偶然的接触，在饭局上，在训练场，在选手村的过道上，我们得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个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叫“体育管理委员会”的组织存在，用行政力量调动全国之力保证了体育竞争力。

　　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代表团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点，而党中央立刻指示成立“国家体委”，在当时这不仅是体育的事情，更是打败国际反华势力的一种办法。贺龙元帅成为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中国体育的起源就是这样，虽然毛主席曾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可实际上毛主席还有一句更实质的号召：“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锻炼身体，其实是为了保卫祖国打败敌人。

　　我们的体育长官是从军队里来的，建制也是从军队里学来的，管理模式也是军事化的，稍微有心的人应该注意，直到现在队员们还习惯直接称呼教练员为“某指导”。中国体育军事化来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奥委会对运动员业余资格参赛的限制很多，但军队里的士官、士兵除外，因为前苏联、波兰等国都有好多军人参加以保证竞技实力。说到这里，你就不用再怪中国足协动不动就军训、剃平头、宣誓，整个体育大部队都这样。

　　如果当时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中国代表没有在饭局或过道里碰巧知道社会主义“体委”这一建制，或知道了也没把它当成向党中央的重要汇报项目，中国体育也许不会走上“举国体制”这一条长达半个世纪的路，“举国体制”之于中国特色的乒乓还行之有效，但之于中国足球，必然会阴差阳错地随“体育大部队”最终成为掉队者。

　　还有一些偶然的事情，比如贺龙元帅正好是个狂热的足球迷，他就很上心地去搞了足球，后来中国队派队去匈牙利，学了很多好东西，可没人知道，匈牙利人技术天赋为全世界称道，但它的足球体制很快就被证明很落后，匈牙利进入六十年代末期就被世界潮流淘汰了，我们当初学习匈牙利的队员们成为足球管理者后现在还在用那一套进行足球训练和足球运作。

　　我想追溯一下中国足球的“来历”：上世纪50年代国家体委对于“足球”并不是为了建立足球机制，而是为跟随“体育大部队”进行政治和外交上的突破，没有人会想到为这么复杂的一个运动制订属于符合它本身规律的长期计划，它只是大部队中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兄弟而已，但人们对它独特的性格、方法、命运，毫无察觉。

　　一个对比：陈毅元帅是个围棋高手，他就去搞围棋，多年后中国围棋终于成为世界顶级高手，可对足球痴迷的贺龙元帅在去世后几十年也没见到中国足球腾飞，却几乎消绝了。两大元帅，搞围棋和搞足球的效果大相径庭，不说明两个元帅的工作能力高下，只说明围棋这个相对小众的东方运动和足球这个当世第一大运动的复杂性不一样。

　　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批评体育总局内部的保守领导们，直到现在还企图用举国体制来管理足球，连贺龙这么伟大的元帅都没做到，您行吗？

　　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五十年中，世界足球运作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的那些足球教会和老爵士们退得差不多了，中国足球却还在沿用五十六年前的行政管理方法。

　　但无论如何“举国体制”很快给中国人带来激励，1953年，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印尼归侨吴传玉获得游泳冠军，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当时很多外国人都不知道五星红旗是哪个国家的，可以想见这次比赛给新中国人民的骄傲感。“体育成为政治符号和手段，既是中国遭受多年政治隔离的结果，更是100多年屈辱历史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无法选择。”北体大教授易建东总结得很好，其实到现在，中国体育也没有脱离当年思路，北京奥运成为展现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一个舞台，人民很激动很幸福，因为我们必须这样选择。

　　关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以后再说，我主要从中国足球的来历开始，再从这个来历进入到讨论为什么它五十六年来一塌糊涂，它只是中国体育的一个小跟班了，这也是我常说它不是足球而是“蹴鞠”的原因。

　　当然，中国足球也有幸福的时候，那就是1992年“红山口会议”，关于这个被称为足球“遵义会议”奠定的市场基础、职业赛制、人气提升等积极意义不用细述了，我只想提醒的是：那其实不是职业足球或市场本身的觉悟，而是自上而下的一次准行政命令。当时正处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大力发展市场改革的时机，“红山口会议”有李铁映这么高规格的领导人物亲自参加会议但并没有真正市场高手参加，这本身说明问题，王俊生能够迅速打开职业联赛局面并非他本人的能力，在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中国足球》中提及，当时伍绍祖、袁伟民都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情，而且顶住了国家体委内部反对的声音，但整个中国经济改革大趋势使职业联赛必然登场，王俊生说，当时他有种强烈的历史参与感。

　　但是，这次改革并不是国家体委或者后来更名的国家体育总局本身需要的，那是在党中央“各行各业深化改革”的指示下进行的，中国足球只不过从当初体育部队中的小兄弟充当一回急先锋，官方名字叫“试验田”。所以当政治经济出现敏感变化或者相关领导人物退下来时，它就可能从“试验品”成为“牺牲品”。

　　有一种悲哀是好多足球专业人士还在怀念“红山口”，红山口是个给中国足球带来职业气息的会议，可它远远不是足球在中国自觉的革命，和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后迅速在党中央指示下成立“国家体委”没有实质性区别，它唯一的积极意义是，让中国足球尝试了职业联赛这一深受市场考验的赛制，至今中国足球留下的这点香火还受用于它。

　　但我想说的是另一个概念，窗户打开了，但门还没开，“自上而下”保证了每一次改革的迅速性和决断力，但当问题“自上而下”出现时，整个改革也会出现问题甚至倒退，因为它依赖的不是本身的生命力而是行政力。在郎效农先生的博文证明了一件事，“正当足球改革准备深入开展的时候，原国家体委却发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指令———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没有进一步改革的任务，于是，希望中的所有进一步改革发展的计划和设想，不得不戛然而止，随后又宣布成立‘国家体委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促进足球协会实体化建设”的名义，变相取代了足球协会管理体制。”

　　所有历史大事件都起源于一件小事，所以其实1997年才是中国足球迄今更重要的分水岭，只不过人们忽略了，1997年初莫名其妙就从体育官方高层“足球要降温”“足球无小事”这些说法，那年袁伟民在一次足协新闻常委会上当众严厉训斥了《足球》总编严俊君，起因是《足球》渲染了职业比赛中的问题。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国家体委一把手会这么激动，后来才知道，在四年之后，中国体育最高行政机构就悄悄把暂缓深化职业足球改革作为领导之间的默契，也证实了郎效农在博文中回忆的片段。

　　这场秘而不宣的倒退深层原因有二：一、中国体育界已把“奥运夺金”当成最高甚至某种意义而言是唯一任务，这也是更高层的领导想法，体委大院的人们甚至明言“只要奥运夺金了，哪管你足球有多少人看，人越多，越添乱”。二、那一年，无论高层的人还是事都发生了和红山口不一样的变化，当时中国流行一句“稳定压倒一切”，这在社会层面是正确的，但在问题多多正需深化改革的中国职业足球而言，却成为撤退的锣声，从这年开始，原本的红人王俊生屡屡在体育总局领导那里挨骂，因为王是想进一步改革的，而体育大形势并不允许他这么做，何况他还犯了一些错误。

　　让我们来理顺一些历史脉络：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体育基于从政治和外交上打败敌人并显示新中国存在事实的武器，成立了“国家体委”实行了前苏联式的“举国体制”；二、从1958年与国际奥委会交恶后退出直到1979年整整21年间，中国体育处于世界之外无人知晓的空洞地步，虽然我们也打破了很多世界纪录，但那多是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兄弟们友谊赛中打出来的，至于现在被称为“国球”的中国乒乓，其实在此阶段之前还被我们视为“雕虫小技”，并不在体育部队的主流之中；三、80年代开始，邓小平推动了中国体育第一次春天，但还是为了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中国足球因无力争夺奥运金牌并没有成为主流社会话题；四、邓小平南巡讲话后，1992年中国足球开始应运改革，出现“甲A”这么激动人心的事物；五、自1997年后，中国足球因为某些高层和社会经济政治原因，突然停下改革步子，目的是为了“稳定”。本应该打开的大门被合上了，只是为了民意和一些实际利益，还留着一扇窗，毕竟，据说很能挣钱的中国足协每年要上交相当大一部分钱出来……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保守派的阎世铎和更保守的谢亚龙在之后纷纷来到中国足协了，前者停止升降级是为了稳定，后者干脆全盘把职业足球引入“奥运计划”里，这是因为，政策法规司司长的阎世铎和作为伍绍祖秘书的谢亚龙深得国家体育总局最精髓的精神，当时的中国体育必须作出这种人事任命。

　　1997年是中国足球的分水岭，它对历史的意义比1992年还重要，王俊生挣扎到1999终于倒下，但事情在金州后就定下了，王俊生屡屡回忆他1995年那次因车祸在昆明撞断胳膊耽搁了中国足球的改革，还有后一年许放的逝世导致好多想法最终没能完成……有一些道理，因为这些偶然的事情，他俩没能在短时间内抓住深化改革的时机，然后就开始接到“撤退令”了。但偶然只是必然的毛细血管，必然就是中国足球从来都是生存于中国体育这个大背景下的小毛虫，“国家体委或国家体育总局搞不好职业足球”甚至会干扰职业足球的开展，这个部级机构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永远也没必要把职业足球运动当成它的行政政绩，原因再简单不过，国家体育总局真正的名字不是“国家体育运动推广总局”，而是“国家队夺金总局”，负责在奥运会上拿金牌升起五星红旗，而不是负责市场运作和推广基础运动。

　　这样的性质从人们怀念的“红山口”若干文件里可以发现，虽然文件里也有很多市场、普及的纲领性条款，但那些是应景的虚词，王俊生也必须承认———当时中国足球想搞职业化的初衷是为了刺激中国国家足球队打进世界杯，而不是建立和欧洲同步的职业体制，一切都是围绕着“世界杯”“奥运会”的出线来制订的。

　　意味深长的是，差不多同时日本也在召开同类会议，但它的核心精神却不是名次和出线，而是职业体系的建立。

　　所以我的观点是：红山口不应该被当成中国足球的职业起点，它只不过是一次行政命令下的职业足球样板戏，所以最后始乱终弃，对比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从目标上市场化，形成两国足球差距的根源，当时的国家体委领导下的“红山口”会议是为了摆脱专业时代进入不了世界杯的尴尬，所以当1997年职业联赛已红火搞了四年依然没能进入世界杯后，中国体育界高层首先退却了，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密折子严令王俊生“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必然。

　　所以，中国足球的原问题是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之后，并未进入真正职业改革的如乒乓、跳水、射击、举重等运动队在奥运会世界杯上成为宠儿，这成为一种错误的鼓励，反衬出已经职业化但成绩糟糕的足球的不堪，无人再敢提及足球深化改革的话题，只有阎世铎的《忠诚无悔》和谢亚龙的《孙悟空的产权属于谁》，两本著作其实都是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管理理念的大力维护。

　　袁伟民先生是中国计划经济金牌战略的集大成者，他把这一点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国家体育总局因为其在中国政治经济的边缘化，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中国高层的改革精神，只为奥运金牌负责的他们也没有必要为职业足球负责。

　　围绕在中国足球身上一直在发生一些“偶然”的事情，比如1952年赫尔辛基(为了归属体委)，比如，1979年的足代会(为了加入国际足联)，比如1992年红山口(为了配合中央深化经济改革和打进世界杯)，比如1997年袁伟民的“稳定压倒一切”(因为怕足球出事会影响同年亚特兰大奥运和更广泛的社会稳定)，但中国足球从来没有发生过“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说，中国足球从来没有自发的革命过，邓小平要经济改革是因为再不改中国就出大问题了，而中国足球的“经济改革”却只是为了“出线”，一直在违背着大的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白岩松说得耐人寻味：中国经济改革的方针是“用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中国足球却是“用倒退解决改革出现的问题”，如果让我通俗地比喻就是，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目的还是为了过河，但体育总局却要求中国足球“摸着河过石头”，目的是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过石头。这么多年来中国出了很多问题，但总体是在发展，但中国足球却在倒退，就是因为有一个根本不该管理足球的体育总局在上面。

　　但是我并不同意我所尊敬的郎效农先生之前一篇博文(也许这并不是他全部的观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郎效农主体观点是：“足管中心存在是对中国足协工作的干扰，中国足协只是小媳妇养的，建议实行协会制”(版面有限恕不全文转载)。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足管中心”或“中国足协”，而在于包括中国足球在内的整个中国体育都有一个原问题，如果取消“足管中心”只保留“中国足协”，那么新的“中国足协”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国情下成为“权力更大的，唯一的，换汤不换药的，不受节制的，新一个足球管理中心”，我不知我这样叙述会不会引起误会，我的意思是：在基本职业体育理念和体育民主化无法得以保证的背景下，取消“足管中心”换以所谓“协会制”只是小媳妇熬成“婆婆”而已，只是从“官本位”变成“权本位”而已，具体的疑问是———协会的主席还是那些有着浓重官本位色彩的前足协官员吗？或者从地方足球界选举贤达比如说迟尚斌？职业足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所谓中超公司还是真正的“职业联盟”？实行“会员等额选举”就能选出真正懂得市场的足协主席吗？

　　在没有解决中国职业足球“产权问题”，不把它当成一个经济现象实现市场运作，不形成权力对抗和限制，真正还足球于民间，中国足球还是没有出路，摆脱总局领导是中国足协的任务，但不是中国职业足球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否则，怎么解释臭名昭著的“甲B五鼠”“黑哨黑金”“南北分区”这些和体育总局并无实质关系的巨大丑闻和职业足球的蛀虫？在我眼中，中国足协从来都是一个足球“小总局”，它本身就是“总局”，最多是个焦大，但焦大也是荣宁二府的奴才啊，是体制最忠实的一部分。

　　毫不否认郎效农先生有益的部分，但我想说的是———足管中心从来只是帮凶而不是原问题，中国足球应该脱离的是总局而不是“足管中心”，要抛弃的是中国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体育“举国体制”和行政领导，而不是靠各会员的等额选举(他们都是地方行政领导和地方“举省体制”)。

　　我想我已把这50多年来中国体育有益和无益的简史说得够清楚了，结论是：中国体育是从意识形态而来，当年这并没有错，可现在它应该向市场和民间而去，要把它当成“生意”和“游戏”，这样才能为国增光，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去玩简单化的小众的非世界主流运动的乒乓球和跳水了……

　　过多叙述历史情非得已，因为必须把中国足球的来历说清楚才能展开它的丑陋。下一篇是：中国足协为什么搞不好中国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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