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中国文化难下足球的蛋

　　在我看来，足协解散，中超解散，谁爱玩球谁玩去。中国这么大，说不定哪个地方有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王，让他们在球场上自决高低。这样拉出一支队伍来，说不定也不比现在的差。足球要从草根中长出来，而不能靠官僚当政绩工程来搞。没有有血性的男儿，你请什么外籍教练也没有用。———薛涌

　　这次伊拉克在亚洲杯夺冠，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临阵两个月才找到一个教练，没有训练场地，队医比赛前被杀，队员不少有家难归，一天到晚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这样的队要能赢球，我们还用操心选帅吗？还需要一个国家队吗？还需要什么体委、足协吗？事实是，伊拉克没有的我们都应有尽有。但是，我们赢不了球。不仅是偶然赢不了，而且是永远赢不了。

　　

中国足球的失败，其实是两千多年文化失败的一个缩影：一切靠叠床架屋的官僚体系操纵，个人的主动性、自立性、自决权全部丧失。君主专制确立的一个前提，就是收缴天下之兵器，瓦解社会中的军事文化，使男人再无打仗的血性，这样才好统治。比如，上古大臣有“带剑入宫”之习俗。后来君主专制一确立，大臣见君主就非要先缴械不可。看看欧洲的中世纪还有近代以前的日本，君臣从来是“兵戎相见”。国王封臣，就把宝剑搭在被封的贵族肩上，那个贵族单膝跪下表示效忠，但身上有配剑，甚至手还扶在自己的剑柄上。日本武士见上司，也是带剑的。在这样的文化中，携带武器表示着人的自由和尊严，缴械则是奇耻大辱。带剑入宫的文化意味是：我的臣服是自愿的、是个人意志的结果，绝不是屈从、不是被武力所胁迫。臣服不意味着放弃个人的尊严。这种社会和价值观念，当然培养了军事文化，培养了个人的勇气和荣誉。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名著《法的精神》，在这方面一针见血。他把政体分为君主制、专制和共和三种。君主制(即欧洲式的封建君主制度)的基础是荣誉，中国式专制的基础是恐惧，共和的基础则是美德。他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在专制之下早已丧失了其他君主制下的荣誉。

　　中国古代的专制的逻辑是强制。这从见君主必须缴械这一点就看得清清楚楚。在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打仗是公民的特权，在中世纪则成了贵族的特权。日本也是如此，打仗是武士的特权。但是，在中国，有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古训。皇帝的逻辑很简单：消灭了军事文化，必要时强迫人去为我打仗，这样没有人有能力造反。可惜，真到关键时刻，也没有人能够保卫国家。

　　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人口最多，按说也应该最强。但是，总是被人口是我们百分之几的小民族所征服。军事文化的丧失，就是其中一个原因。明末清初人士姚廷遴写过一本《历年记》，记录当时的世态，就描写过清兵进驻上海的情景。偌大一个上海，清兵仅派了五十骑。当地人一听才五十个人，觉得好欺负，一哄而上，于是有了万众围剿清兵的场面：有拿棍棒武器的，有拿竹杆的，有人还说，把他们抓住不杀，当猴耍着玩。那五十骑清兵，看着身后黑压压的人群，不慌不忙，毫不在意。等人群接近，突然一起掉转马头“反发”，追来的万众顿时一片哭爹喊娘，演成一场大屠杀。这五十骑毫发无伤，留下遍地尸体，当地人再不敢乱说乱动。

　　中国人不习武，没有军事文化，没有个人敢作敢为的冒险精神。这当然也影响到足球。当时中国的第一个外籍教练施拉普纳就看透了：欧洲队员门前拿球，一下就兴奋起来，因为这到了自己逞能的时候了。

中国队员面对这样的机会，马上心理崩溃：球怎么到了我这里？

　　最近这三十年，唯一还算能踢球的，就是苏永舜执教的那个队。当年输了新西兰，主场面对科威特，已经是绝境。但三比零狂胜。后来对沙特，上来被灌二个球，但反而由此踢野了，最后四比二大胜。那个队虽然见了新西兰软得不行，每战必败，但毕竟在亚洲踢出过这种酣畅的比赛，日后没有一支国家队能比。为什么？我看那一代队员，是文革时代长大的野孩子。那时学校停课，孩子们没事就在无人管教的情况下自己组织足球比赛。后来呢？从小体校教练管，然后是体委、足协，孩子亦步亦趋地长大，上了场，没有教练吩咐就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在我看来，足协解散，中超解散，谁爱玩球谁玩去。中国这么大，说不定哪个地方有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王，让他们在球场上自决高低。足球要从草根中长出来，而不能靠官僚当政绩工程来搞。没有有血性的男儿，你请什么外籍教练也没有用。

(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