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王燕事件之后的“封字诀”

　　「新闻眼」15岁的王燕从高低杠上掉落之后，浙江体操队、赛事组委会以及体操中心方面，三日之内，都作出了反应。一些老记者对此感叹：这种事搁在以往，是不可能这么快曝光的。这说明公共舆论的作用并不像某些人想的那样，给有关部门添堵，给伤者的创面上撒盐。有时候，它迫使某些人“进步”。

　　事件发生后，许多人就金牌与生命孰轻孰重探讨了一番。这还用探讨吗？谁都知道，生命比金牌重要，假如有人用一块金牌去置换你的后半生直立行走功能，你肯定不会同意。可那是因为你是体制的槛外人。尽管你难以相信，但还是有人会同意类似的交换，否则就不会有诸多人前赴后继地服用兴奋剂了。

　　把此问题放在体制外讨论是荒谬的。譬如王燕事件发生后，一位体操教练抱怨，媒体把此事放大，称家长们看到报道后会片面地认为，体操是个高危项目，“不利于基层教练的选材和我国体操人才的培养”，你看，你还能和持此看法的专业人士争论吗？你根本达不到这种“高瞻远瞩”的高度。出发点不同，立场不同，你说东，他说西，因此辩无可辩。

　　赛事组委会某官员这样“教育”记者：如果因为王燕受伤了就来质疑我们的比赛，那是不是F1比赛就不要办了，奥运会也不要办了？这句话中有一个明确的信息：作为记者，你只拥有在规定范畴内的采访权，而没有质疑权。你怀疑，就是成心添乱，就是反对竞技体育，就是对抗奥林匹克精神。

　　有这些重如

泰山的话在前，公众看到的是完全可以预计的结果就不奇怪了———果然，有关人士先后否认了追求难度、器材影响、救助措施不力等等原因。若干个否认推演出一个结果———这个花季少女的重伤纯属意外。

　　意外是什么？是不可抗力，是不可预知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天灾而非人祸。

　　很多事故的责任，都是这样撇清的。

　　当一件不那么美妙的事件发生后，潜在的责任人最常见的反应是，动用可堪利用的职权“封口”。王燕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记者们通过各种渠道接到某种“招呼”，当然，“打招呼”的人是不会承认有“封口令”存在的，有能力封别人口的人，自己的口风当然严得紧。

　　“家丑不可外扬”是中国人自小接受的教育之一，比如笔者和老妈吵架时，她老人家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立刻紧闭门窗，检查完隔音效果后，再踅回来放心地骂几句“小兔崽子”。于是每逢不得不吵的架，我就把声音提高八度，这样基本就可立于不败之地。假如一个家庭里的拌嘴也算“丑闻”的话，那么这个“丑闻”被扩散的后果的承担者就是家长，家母认定外人会笑话她而不会笑话她儿子———这才是我能战胜老妈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因为我的嗓门多么宏亮、语言多么有杀伤力。

　　回到王燕事件。“家长们”最初的反应和一个家庭妇女参差相仿，笔者想问的是：倘若是一起意外事件，那么你们的恐惧、你们的“紧闭门窗”，究竟是为何呢？

　　作一个极不恰当的比喻，假如有一块布，大到足够覆盖整个太湖，是不是太湖就此变成一泓清水，蓝藻就此蒸发？你恐人怀疑，我必疑你心有暗鬼———谣言有时是逼出来的。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有幸聆训如下话语———某官员说：你不去关心上海女团拿了冠军，跑来关心王燕的事情干什么？这话冷静得令人发指，几乎是直接挑战新闻从业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领导的语言引导我们的思维回到金牌和生命孰轻孰重的老话题上，于是乎，又似乎辩无可辩了。但我还是要勉力说一句：比起一个鲜活的生命，冠军奖杯，不过是轻如鸿毛。

　　□阿拉丁（本报体育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