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足球，我们似乎一直在总结上一个一刀切带来的恶果，然后整装待发地开始下一个一刀切。
中国足球人口调查：危机喷涌欲出 08后无人踢球
事实上，《中国足球人口调查》之二“95大跃进”，就是对1995年前后那段青少
年足球转型期的历史回放。虽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口，附着在职业足球边缘地带的青训系统迟早要实现转型，但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刚刚处在职业化起飞阶段的中国足球，便不可避免地走进了“一刀切”的误区。只是足球人口的自然成长期，在很大程度上延迟了那一刀“切”出来的报应。
现实总是很容易从历史当中找到一个对应的参照。我们在寻找中国足球人口危机的根本原因时，为它确定的历史坐标便是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相当多的学者都试图从政治学、经济学或历史学的角度去解读这一时期的密码，因为它的确对中国当代社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当时，中国人正处在一个迫切需要经济腾飞、并且充满“人定胜天”的伟大激情的年代，据史载，当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一系列决议，诸如确定全国粮食产量指标、确定全国钢铁产量指标及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等。中国人太希望在一夜之间脱贫致富，实现共产主义，但建立在“浮夸风”和“大锅饭”基础上的大跃进，却迅速绷断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支撑。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同时却是一个最容易“集约化”的国家，究竟是人云亦云的从众心理，还是盲目狂热的政策跟风？这是一个严肃的社会学命题。但是，如果我们再回顾那些全中国人人都唱样板戏、人手一瓶“红茶菌”，或人人都在考文凭的年代，就不难理解属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更何况足球界这样一个远离意识形态的小社会。
客观上，从1994年开始初尝职业化成果的中国足球，正处在一种大赶快上的冲动当中，爆满的上座率、爆涨的工资与投入成本，使这个受宠若惊的行业像一只挣脱了束缚的风筝，如果以1997年全国工作会议有少数清醒的人提出“冷却论”为界，整整四年，足球界完全处于疯狂的大跃进时期。我们的调查很自然地指向了最有代表性的1995年，在中国足球全民冒进的潮流与“一切向钱看”的观念冲击下，青少年培养体制的转型完全可以理解为“系统内消化”。改，已经不可避免，但怎么改，却没有人想得清楚。
历史并不久远，某些研究者至今还能从一些村落中找到人民公社时期原始的记录资料，诸如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粮食和经济分配表、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以及公社的经济情况表，或者几个农户的家庭收支记录等。而对于中国足球更加触手可及的1995，许多数据与资料、当事人与见证人，都在清楚地表达着一个“人民公社式”的特定时期。人民公社之于足球学校，两者都是未经试验就迅速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两者都沿袭着小型合作社并为大社的形式。从放养而圈养、从业余而专业、从义务而收费，对市场的片面理解，也许从一开始就为大行其道的足球学校埋下了痛苦的伏笔。
一大堆与此有关的亲身经历者，甚至都记忆模糊，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自高层的某些善意的建议迅速演化成了高度集中、球教合一的足球学校？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仅仅作为试点推出的秦皇岛中国足校迅速成为了全国统一效仿的示范单位？但不管怎么说，对政策简单贯彻执行的中国基层办事作风，与转型时期随大流的思维习惯，的确使足校成为整个足球界无可辩驳的时尚。谁都在做就没有理由不做，对了，功在千秋，错了，集体反思推翻再来。就像一个人喊地震，然后100个、1000个人都喊地震，可是等到跑出十公里后，才发现根本不知道谁喊了第一嗓子，这样的记忆注定模糊。中国足球十年的混沌与冒进，中国足球人口十年来的惨重流失，谁能记得是哪条哪款犯下的错？
事前的一刀切与事后的马后炮，是中国人永恒的轮回。所以，当我们重新去审视那个模糊的年代，重新去搜集和记录那个年代留下的种种暗示，绝不怀疑自己同样是在放马后炮，只是，面对今天的现实，这炮还不得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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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