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渊
燃烧了20天的亚洲杯战火熄灭了，围绕中日决战的口水战却欲罢不能。其实，任何一个稍有理性的球迷和富有建设性的评论家都应该清楚，那种认为中国队在决赛中很受伤的激愤，看似理直气壮，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扭曲后的过激反应，似乎作为东道主就不能蒙受任何委屈，就应该得到裁判的无限偏袒。这种思维一旦形成定式很危险，无异于承认
，中国足球如果不靠场外因素，或所谓足球外交就不能获得生存空间，更遑论和平崛起。
请注意这样的事实，4强决战前的28场比赛总共出现8个点球，中国队得到了其中的3个点球得分机会，比例不可谓不高。另外，总共有3名球员在对阵中国队时被红牌罚下，包括半决赛中，伊朗队27号球员在比赛刚进行到第48分钟时就被罚下。不能说中国队纯粹靠裁判帮忙才混进决赛，但必须承认，中国队得到场外因素的庇护已经超出了国际惯例。
因此，没必要过多纠缠，并无限放大日本队那个手击进球对冠军归属的意义。谁都期待汉家军能酣畅淋漓地击败日本队，但在我们看来，即使中国队拿了冠军，其意义也主要在于让老百姓乐一乐，释放一下久被压抑的情感，以及缓解有关管理者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亚洲杯不具备让中国足球实现转世重生的基本条件，更进一步而言，豪赌某个冠军或某次出线都不是中国足球健康发展的正道。
1984年的亚洲杯，沙特队第一次夺得冠军，就此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称霸亚洲史；1992年的亚洲杯，日本队凭借主场之利首次成为冠军得主，此后的十来年，日本队一跃成为国际舞台上最风光的亚洲球队。很多人基于这样的先例，也寄希望于中国队夺取本届亚洲杯冠军，从而实现中国足球的真正崛起。然而，希望固然良好，却欠缺基本的前提。在1982年世界杯外围赛上还被中国队打得找不着北的沙特足球，固然是以1984年亚洲杯冠军为崛起的契机，但那也只是契机。在此前后，沙特人除了注入了别国难以企及的巨额石油美元外，更开始大量引进巴西教练。
同样，在整个1980年代还根本不是中国队对手的日本队，在1992年才第一次拿了亚洲冠军。但别忘了，第2年，精心筹备了近7年时间，并注入了很多革命性元素，从而被公认为亚洲最规范的日本职业联赛轰然而起了。也就是说，在沙特、日本足球崛起史上，第一次亚洲冠军其实只是一个契机，甚至只是一种符号，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在此前后，它们都采取了一些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举措。
那么，这样的革命，现时的中国足球有吗？中国足球的洋务运动比沙特整整迟了10年，且主事者始终抱着“师夷制夷”的短视态度。中国的职业联赛倒是与日本差不多同时开创，然而，甲A与J联赛相比，粗糙还在其次，关键是没有在根本上摆脱为出线足球服务的“二奶命”，还难逃一个“伪”字。
亚洲杯后，中国队紧接着就要投入世界杯外围赛，应该说，完成小组出线已经不成为一种任务，而只是例行公事，不过八强战的前景却十分严峻。本届亚洲杯昭示，亚洲足球的实力格局正在急剧变革中。在沙特和科威特等老牌强队暂时沉寂时，西亚三小猛然崛起，在极大地增强了西亚足球的整体实力的同时，也给未来的八强战带来更大的变数。与之对阵，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三强虽然保持了不败记录，但场面极其紧凑，比分差距也很小。何况，西亚阵营中还有个人能力独步亚洲的伊朗队。
也就是说，今后需要中国队认真对付的，不仅是韩国、日本和伊朗等传统强敌，除了南亚、东南亚球队，未来八强赛上无弱旅。中国队虽然拿了亚洲杯亚军，但不论是球队的组成还是战术的成熟，或球员的竞技状态以及教练的临场指挥，各方面都远远不是无懈可击的。撇开种种争议，我们必须承认，仅仅从成材的角度看，目前的中国足球就不能说处在历史最佳状态，甚至应该说，中国足球进入了一个优秀球员的匮乏期。至于教练，常识告诉我们，以中国足球在世界上的弱势地位，是很难请到很出类拔萃之辈的。
其实，所谓后亚洲杯时代的中国足球，本质上不是指世界杯外围赛，而是说，在度过了亚洲杯这个“第一次主办、第一个冠军”的非常赛事后，中国足球是否能进入一个拒绝浮躁、远离功名的沉静期，认真地考虑一些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建设课题，并在诸如体制改革、青少年足球和职业足球联盟等方面作出一点革命性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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