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虚实相间的问题被足球媒体提了出来：目前活跃在“打假扫黑”前线的几张烟熏火燎的生猛面孔，在一年之后，会是个什幺样子？譬如李书福和桂生悦，陈培德和宋卫平，阎世铎和杨明或方益波？

　　照我的理解，每当人们对某种现实很不满意，就会本能地“前后张望”。中国足球的反黑僵局确实让大伙儿心灰意冷，这种灰冷像夜里黑黝黝的海水似的，受到了一股月黑风高 的凛冽力量的支配。我们的黑眼珠子已经看到，揭黑和扫黑之间的距离正在史无前例地缩短，但是那情景越来越像两列逐渐趋近的火车，要幺将迎头相撞同归于尽，要幺将擦肩而过南辕北辙。这仿佛一出蹩脚生硬的话剧，叫人看了腻味和失落，于是，与其穷耗着活受罪，不如琢磨一下未知剧情的可能走势，以驱使眼前停滞的情绪活动起来。

　　在中国“反黑话剧”的舞台上，如果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场风暴何来何往，风暴中的主角们将在明年的此时景象如何，我想，其戏剧轨迹和演义程序无外乎这幺几种情态：

　　(一)揭竿而起的李书福和桂生悦将泥牛入海

　　李桂二人是那种典型的不在乎上下级关系的哥们和弟兄。李书福在高贵的美国《福布斯》上忽然金榜题名，继而在窝囊的广州“发布会”上骤然拍案而起，两件事相得益彰又互为犄角。显然，李书福在足球揭黑一事上的年轻气盛，得到了他在财经圈黑马崛起势头的鼓舞。他是个精明又冲动的江南商人，这从他入赘广州与当地足协签定了30年联姻合同，却只折腾了短短8个月就主动悔婚并“毁约”，而且最终也没有付清剩余的几百万“礼金”上可窥端倪。

　　李书福以《福布斯》新贵的身份对黑哨发难，其社会影响力是寻常企业的老板所无法相比的。吉利集团退出足坛，原因很复杂，厌恶黑哨和官僚只是原由和借口之一。我更倾向于相信，李的揭黑举动是自身性格使然和企业战略的需要，因此，他的“革命”局限性是明摆着的，我们不能对他一年之后仍然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陪着大伙上窜下跳地讨伐黑哨抱有过分的奢望。

　　桂生悦揭黑是李书福个性的一种延续和补充。桂生悦对张吉龙官架子的极度反感妇孺皆知，这就构成了他的“咬住足协不松牙”的英气和蛮气。这哥俩的揭竿而起，爆发于“广州吉利”落帆而退的尴尬时刻，基本上属于“既得利益未遂者”对利益集团及利益分配者的背叛和反抗。所以，把他俩誉为道德意义上的“反黑先锋”，即使没有夸大其辞，也多少有点牵强附会。我要问一句：假如“吉利”当初如愿以偿地递补为甲A成员，今日的“李桂之反”还会出现吗？

　　足球在李书福的手上，怎幺看都只是个商业化的爱好和很旁门的宣传工具，与他眼中的某个汽车零件差不多。换言之，搞足球远远不是吉利集团的常规性市场产业。一如李桂二人对足球圈的涉猎是浅尝辄止的，他们的“揭黑义举”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很难持久深入下去。考虑到以往吉利之于中国足球的明显的“边缘性”和蜻蜓点水般的短期性，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一年之后，李桂二人的足球音貌将成为过眼烟云，李书福将踏上王健林“不谈球事”的老路，而桂生悦充其量就是一个戴大洪第二。

　　(二)后来居上的陈培德和宋卫平将腾云驾雾

　　陈培德和宋卫平的捆绑式组合，是一个完美合理的揭黑构造。陈培德在反黑阵营中的存在至关重要，他的司局级行政级别和一省体育首领的地位，给平级同业的中国足协及其同一行当里的裁判等人造成了无法躲闪的巨大压力。在中国足球乃至中国体育的反黑史上，这种情形是绝无仅有的。陈的北大哲学系学历和长期担任地方行政领导的履历，不仅使他的批判言行具有社会美学意义，而且他的政策水平和学术思维堪称此次“揭黑战役”的思想指南和理论圭臬。陈培德实乃“揭黑兵团”不可或缺的帅才，没有他在，这次反黑行动的文化价值将要大打折扣，其进步意义也会引发很大争议。

　　与陈培德不同，宋卫平的造反经历了一个渐进演变的过程。翻阅其人浮出水面的近四个月资料可发现，他的揭黑意念起源于在中国足协“蒙面袭击假B五鼠”后，浙江绿城丢尽脸面、走投无路的微妙时期。就是说，宋的倒戈起义，是内外交困之下的一种很原始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在一开始并不高尚和纯洁，也并不坚定和成熟，有“破罐子破摔”和“泄愤报复”的狭隘动因。看着浙江老乡李书福在广州会场上公开翻脸，宋尽管知道那是“人之将走，其言也烈”，依然迅速迸发了对之声援呼应的欲望，部分原因在于，逢其时，宋的绿城俱乐部在浙江的处境已然相当艰难，犹如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里外不是人，求生不得，欲死不能，即便浙江本地的方方面面和省内铁杆球迷，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拂袖弃之的情绪弥漫全省。

　　进退维谷的宋卫平困兽犹斗，急需一个突破口来摆脱和扭转困境。李书福在广州起事，对宋卫平来说算是天赐良机。他那时并不认识在商界已是大名鼎鼎的李书福，李书福对他的请缨加盟也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浓厚的“浙江情结”和共同的“足球怨气”还是促使吉利和绿城一拍即合，结为战地同盟。待到陈培德也登高一呼，深度介入，浙江揭黑联盟终于声誉日隆，北伐之势雷雨交加，一举成了气候。

　　这期间，宋卫平弄出了“匿名裁判退赃及忏悔”的轰动事件。由于举证有功，陈培德便四处为宋造势“平反”，使得宋的“行贿者”属性和“假球者”嫌疑被人们体谅和忽略了，他的杀黑勇士形象日渐成型，揭黑影响力很快超过了李桂集团。举国瞩目中，宋的言谈举止进化得中规中矩，像模象样，与陈培德一道，成为“揭黑革命”的中心根据地和主体动力了。最重大的变化是，宋卫平原先像宋江一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机立场有所修正，一次次及时而识相地调整了自己的理念和策略，十分聪明圆熟地配合着媒体的报道腔调和节奏……到后来，他被别人和自己塑造成了洗心革面、视死如归的揭黑英雄。

　　这样看来，在一年之后，陈培德只要没有退休，他的声望会进一步升高，反黑局长的文化使命也将愈加崇高，直至被“文学艺术化”，凝固成名垂青史的体育正义化身和足球反腐经典。而宋卫平因祸得福，在足球场内得不到的东西，通过场外的揭黑战斗得到超额补偿。从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多层次隆重专访，到全国各类强势媒体的波浪式殷切追捧，从迫使高傲的阎世铎放下架子专程赴杭会见，到赢得浙江主管文体事务副省长的热情表扬和赞赏……无疑，宋卫平“曲线”实现了投资足球和闯荡江湖的绝大部分人生目标。于情于理，他都不太可能主动离开足球圈了，他的浙江绿城队在新的甲B赛季里将获得类似大连实德队在甲A所享有的市场号召力和关注率。

　　“学历史”出身的宋卫平，凭借“以毒攻毒”的手段，使浙江绿城从“假B五鼠”中脱颖而出。他在这一点上比长春亚泰、江苏舜天、成都五牛、四川绵阳的经营者做得更绝妙、更冒险、更了不得。一年内，宋卫平可能遭受的所有损失(哪怕包括自首负刑)都将低于他所获取的利益。作为足球商人，他必将名利双收。浙江足球也将以很特殊的姿态在中国足坛生存和发展下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的操办人仍将是“脱胎换骨”而且炙手可热的宋卫平。

　　无论揭黑和扫黑是否能取得公众所期望的那些实质性成果，陈培德和宋卫平都注定不再是昙花一现的一夜过客。陈培德收获的主要是精神和文化果实，宋卫平重视的则是物质和经济奖赏——这也算是“两个文明”在陈宋二人身上的高度统一吧。

　　(三)马失前蹄的阎掌门大意失了荆州

　　因了突发的“黑色风暴”，阎世铎一年后的工作环境和仕途前景将蒙上阴影。上任两年来，阎世铎可以说是步步为营，节节得志。他那套欲擒故纵和阎王治鬼的宫廷手腕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足球野地里屡试不爽，摧枯拉朽。在体育官场中，阎世铎的施政风格是比较现代的，为官气质也难能可贵，外界的人们不容易在他的“政治人格”中找出太大的破绽。可是，熟悉他的朋友很早就指出过，阎有个不大不小的人性弱点：遇事过于“主旋律”，关键时候扔不掉繁文缛节，往往会“以官为本”和“刚愎自用”。

　　果然，阎世铎的性格缺陷及官本位意识在“反黑风暴”中暴露无遗，他耗费了两年的工夫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辉煌的足球权威损失惨重。他不会料到，来自足协后院的“黑哨之乱”会升级为对他的威胁和颠覆。在揭黑警报拉响前期，他低估了“黑色风暴”的破坏力和危险性，对形势接连做出墨守成规的僵化判断。到了灾情不可收拾的后期，他又一再贻误铲黑战机，不仅反应迟钝，还犯了强词夺理的毛病，眼睁睁坐视局面失控。

　　深知阎世铎为人和秉性的人私下里惋惜道：陈培德所做的许多事情，原本是阎世铎打算或应该去做的。由于阎世铎一步又一步地错过了把握大局的契机，这才使偏居浙江的陈培德应运而生，也使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斯文扫地。时至今日，阎世铎与陈培德这对老友(陈曾宣称，就清廉正派而言，在整个中国足协里他只相信阎世铎一人)竟然在“反黑风暴”中已不可同日而语，几乎成了反目敌对的两派。

　　历史真是捉弄人啊。

　　据认为，足协里本来有一种阎世铎暗中支持的“鹰派”意见，主张像严厉处罚“假B五鼠”那样清洗黑心裁判，分歧只在于是公开处理以平民愤，还是内部处理息事宁人。依据当初“灭鼠行动”积累的经验，“执法表现和社会反应即证据”的看法也占有上风。甚至有人提出，虽然大面积整肃和清除“有问题”裁判会导致今年联赛面临无人主哨的麻烦，但这一情形好比“灭鼠”时的“15支甲A”一样，是“打假扫黑”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并且建议，可以从国内优秀的年轻裁判队伍中破格提拔一批新人上岗，再从周边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香港等地)的足协借调一些外籍裁判应急。总之“活人不该被尿憋死”，不能因为害怕阵痛而姑息养奸，被“黑哨”牵住鼻子。

　　不知为什幺，事到临头时，以上的动议落了下风。我分析，问题的核心疙瘩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足协，处治和清洗裁判都很像是从自己身上剜肉，其性质和感受同处罚球员、教练和俱乐部大不相同。而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又进一步促使足协和裁判的关系掉进‘父与子’或‘主与仆’的近亲窠臼，裁判一方面是一个体现足球理性秩序的‘法人’，另一方面也往往是一根传达足球专制淫威的‘令牌’，或者可以说，裁判就是足协内涵和外延的一部分，活像某个教廷豢养的‘护法’和‘金刚’。若是没有强大外力强行逼宫，想叫足协自断羽翼，无异于与虎谋皮。”(《阎王杀黑，此其时也》)

　　阎世铎的退缩和犹豫，深层内情或许正在于此。这一方面证实，他再有能耐和才干，也还没有达到敢于“刮骨疗毒”和大义灭亲的为官境界，还挣脱不了“既得权益”观念的束缚；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内中具有他遭遇某些强大压力的蛮横干预，被迫屈服于“不抵抗主义”的难言之隐。此其一。

　　其二，从他近期“通气讲话”的论调上看，他不同意“足协要为足球黑假腐败承担全部责任”的说法，他迂回表述的意思无非是说，“黑假”盛行的主要责任在于不法俱乐部和社会不良风气。他的那组使舆论大哗的僵硬的排比反问，透露出了他对宋卫平、桂生悦等“行贿者”的质疑和鄙视，也带有反常的试图掩盖和否定“黑假足球”横行足坛的荒唐动机。这个“开倒车”的讲话一经发表，等于是泼油灭火，混淆是非，画虎不成反类犬，把中国足协和他自己硬生生地搞成了公众的对立面，招来媒体和球迷的极大愤怒和莫大失望。

　　有证据表明，阎世铎之所以抱有如此不智的“傲慢与偏见”，是因为他压根看不上宋卫平活似贼喊捉贼的“无赖”行为，也不喜欢李书福和桂生悦，包括陈培德动辄以尖酸刻薄的挖苦言辞对他个人和他所掌管的中国足协破口大骂或指手画脚的做派。他心里很明白，宋卫平和李书福的“AB”反叛，前者与“拒绝吉利升A”有关，后者与“镇压假B五鼠”相连。由此，他怎幺也看不惯宋卫平打着“反腐败”旗号由假球疑犯一夜间变为揭黑英雄的“闹剧”，同时，他又对宋卫平的工于心计和“鸡犬得道”无计可施。这或许就是他起先长时间冷落“告密者”的一大原由。

　　很多足球问题专家都同意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最初站出来揭黑的人物不是犯有前科的“戴罪”之人，如果这个人讲究一点“礼尚往来”的方式方法，如果这个人代表的是一个修养和实力兼具的俱乐部，那幺阎世铎肯定会在第一时间与之迅速合作，断不会憋着劲故意置若罔闻——2001年10月底，拙文《阎内阁蒙面袭击假面舞会》(原载《羊城体育》)有过如下披露：“种种迹象表明，阎世铎及其阎内阁试图捕杀的第二批死鬼，将是某些贪赃枉法的黑衣判官……在仔细评估了‘灭鼠’的战后统计资料后，阎世铎的下一个作战目标将不可动摇地圈定在裁判中的那些害群之马头上。这是他和他所领导的中国足协真正走出‘象牙塔’前，必须要清除的一个心腹大患。”我现在可以坦言，我当时做此论述的依据，来源于我的一位在体育总局工作的老兄亲耳听见阎世铎“有意大力除黑”说辞后，对我的原话转告。基于此，我始终不相信如今在坊间广泛流传的“阎世铎包庇黑哨和放虎归山”的臆测，也对他前后迥异的言行颇感费解。

　　我感觉到，阎世铎对待“揭黑”的消极言论，同他感情用事地不愿意正视宋卫平等人“戴罪立功”的现实是有瓜葛的。他大概陷入一个误区，忽视了舆论和公众在接纳和欢迎宋卫平等人时，潜意识里包含着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心理倾向。至于他“退赃裁判可继续使用”的谬论因何而出，真意何为，为何有此“口误”，实在是无人知其所思所想。

　　按照现今这个年代不成文的行政惯例，这回的“揭黑反黑”既然闹到了这种程度，作为行业管理当事人的足协头头便难辞其咎。阎世铎一度普遍被人看好的仕途进程已横生枝节。中国队在今年肯定帮不上阎世铎的大忙，他们在世界杯里不要阵亡得太难看，不要再给他增堵添乱就是千幸万幸了。纸上谈兵的“中超构想”是远水不解近渴，它的呱呱出世还只是八字刚有一撇之事。如此说来，一年后，毁誉参半的阎世铎虽然不至于下课或遭贬，但再也回不到“2001金色的秋天”了——在这个秋天，由于中国队实现了中国足球登陆世界杯的44年宿愿，由于中国足协智勇双全地铁腕惩罚了千夫所指的“假B五鼠”，由于中超草案被解释和承诺成有望“政企分家”的先进的市场联赛，阎世铎的个人声望达到了他入主足协以来的最高峰。

　　想象中，当体育总局或中组部有关人员在将来审阅“阎世铎档案”时，一想到“黑哨风波”，恐怕将难免皱一皱眉头或叹一口粗气。

　　唉，这一年将是阎世铎年满50岁的“知命之年”，“夫无知方能无不知”？还是无不知将造成更无知？个中奥秘只有天知道。

　　在此，我们理应真诚地向阎世铎呼吁：收拾黑哨，在此刻还有亡羊补牢的机会，犯不着被这团黑乎乎的腐烂对象拖入泥潭。我甚至在幻想，阎王爷这会儿的装疯卖傻是一种引蛇出洞的计谋？他将自己的拳头收回去，是不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来？……果如是，我愿意把本文中所有误解和诽谤阎王的不敬字眼，统统吞回自个的肚子里。

　　(四)急公好义的杨明和方益波将宠辱不惊

　　杨明是一位老资格的新闻记者，而且是新华总社最棒的体育记者之一。在“反黑风暴”出现之前，杨明这个名字能够叫人记住，并非他的新闻报道有多幺振聋发聩，而是因为他有一手辛辣硬朗的体育杂文。相对于杨明，新华社浙江分社的方益波是后生晚辈，若不是经过了“反黑风暴”的洗礼，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方益波是何许人也还真是一个问题。

　　他俩对黑哨的独家调查，是中国大哥级媒体新华社在近些年来对“黑假足球”所实施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对其后众多国家级或全国性媒体的参战“反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由于新华社是一家极为特殊的机构，杨方二人有一段时间里对黑哨调查保持着鹤立鸡群的“垄断”。在火线上，杨明一帜独树，而方益波一夜成名，一家伙成了媒体中最知名的“反黑明星”。

　　新华社记者向来以沉稳谨慎、从容大气见长，不善于也不乐于“炒作”新闻，杨方二人的言谈举止符合这种“传统门规”和外界对新华社记者的普遍印象。他们“独辟蹊径”的调查行动，毕竟与美女式的“独门采访”不是一回事，工作的方式和发挥的作用也不可比拟，因此，尽管有不少吃醋的足球记者含沙射影地对“杨方调查”的“排他性”表示了不满，但各方人士对他俩的期待和信任仍是稳固的。

　　这八年来，在每一次声讨“黑假足球”的事件中，我都格外关注“先锋媒体”的锋指和动向。我认为，在缺席审判“假球黑哨”的道德法庭上，只有嫉恶如仇的体育媒体才有资格担当首席“公诉人”。杨明和方益波是诞生于这次反黑大潮里的新一届媒体代表，承前启后，不辱使命，做了他们应该去做的分内之事，不敷衍职责，不辜负公信，这就足以值得人们尊敬和喝彩。

　　我预测，杨方二人在一年之后的生活状态将是“该干吗就接着干吗”，既不会红得发紫，也不会紫得发红。二人除了就此着书立说，公布一些更细微的查黑记录，或者也会把“反黑”作为一项常务的工作课题做下去，这都是人之常情。关于他们的真实写照应该是：曾经参与反黑报道并影响了战局发展，曾经为日常工作增添了一个新内容和新插曲，日后无所谓“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渲染和描绘。他俩都很朴实也很真实，与我们大家一样，不会不清楚中国黑假足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揭发和打击足球界的黑假腐败，任重道远，止境无期。

　　“打假扫黑”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是区区一年的时空所不能容纳和概括的。这就是我们的一种诚实的足球历史观，是一种对足球现实主义的碎片集合和对足球人文情怀的审美解构——未来的一年，将是对历史进行复读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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