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和羊城晚报及其旗下羊城体育的巨大猫腻，在大多数时候就像一只浑圆火热的足球，里面什么逻辑都没有，又什么逻辑都存在。如果有人认为这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猫腻是一个“作家与媒体”倾情合作的良好典范，我对此一点也不反对。

　　在2000年6月8日，我创作的长篇小说《假球》由羊城体育在国内首家连载，他们为此正式创立了一个“足球小说”专版，这在中国体育媒体中是没有先例的。《假球》的“中国第一部足球小说”称号，由此叫了起来。将《假球》交给羊城体育首发，一是因为羊城晚报“真知影响人生”的感召力卓越不凡，二是因为我几年前十分关注《羊城体育》遭遇到的那起众所周知的“裁判官司”，我认为那是一个很悲壮的事件，这一事件的几个细节被我在《假球》小说里实行了很坚决的艺术化复原和影射。

　　打那以后，我们始终相敬如宾，感情的深入发生得很自然，很多原本需要冗长合同确认的合作事务，在我们之间往往只需要一两句话，甚至在有时连半个字都没有。这种情形在今天这个薄情寡义的社会里并非随处可见。我这人不是一个迂腐老套的“职业作家”，虽然加入作协的时间很早，而且在十几年前就做过报社副总编辑，但后来我全天候投入电视纪录片的制片和编导工作，还管理过几家有影响的企业，可以说，我那些年已然建立了离不开起草合同和签定和约的工作意识。可是在羊体，我不得不返朴归真，他们为人做事的粗犷简约使我从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我们共同做过许许多多“尽在不言中”的课题和项目，件件都很扎实，起因和沟通简单明了，没有没完没了的交流和磨合，也远不像外界所猜测得那样复杂神秘。我经常想，这大概就是一种投缘之极的默契吧。

　　(二)

　　屈指一算，就这么两年时间，我在羊城晚报和羊城体育上陆续发表了六十余万字的足球作品，包括足球小说和足球评论，也包括与足球有关的散文和随笔。回首看看，和羊体的猫腻滚雪球似的积累成一丘醒目的小山，堪堪地激起我诸多感慨。

　　我的写作性格中有一毛病，不写则已，一写就扑进劳心费神的状态，在交稿前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敷衍了事和粗制滥造。在以前编报纸时，我曾经因为一位老作家应付差事地给我交了篇形同“文字垃圾”的东西而发怒，我不惜得罪这位前辈老师，直接打电话告诉他：我不能让您在我的几十万读者面前出丑，所以我拒绝刊登您的“次品”。前几年，我在北京和这位前辈老师重聚，他当面就说，你小子向来是个好脾气的人，当年冲冠一怒，着实吓我一跳，老夫事后很是汗颜啊。我说，我的审美观和写作观并没有悬吊在“文章千古事”的矫情大梁上，我只是天生不喜欢以字蒙事，而且我很清楚，对于作家来说，快餐性质的报纸专栏是个很容易产生“水分文字”的地方，一不小心就会崴脚失手。

　　举这个例子不是要吹嘘我在羊体发表的大量作品全是“精品”，是为了说明，无论嬉笑怒骂和尺长寸短，我的那些玩意儿一定是细致而坦诚地炮制出来的，用范柏祥的话说是“精益求精”，用汪晖的话说是“呕心沥血”，用我自己的话说是“挖空心思”。这种情景显然被一些敏感的读者注意到了，他们一高兴就给羊体写信，说些表扬我的惊天动地的话，被羊体热辣辣地一登，等于是当众将我踢进如花似玉的火坑里。媒体圈的一些人也察觉了我和羊体的猫腻，撰文或聊天时常常发问：“那个写足球小说的杨杰是不是混进体育媒体里不走了？”或者，“杨杰怎么只写足球不写其他题材了？”“杨杰是不是加盟羊体了？”四川某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出现这样的字眼：“……羊城晚报高薪聘请的专栏作家杨杰先生在评论足协灭鼠行动时指出……”，而上海电视台的记者为“赌球事件”采访我，所拍摄的背景画面全都是我在羊体发表的论及“足球博彩”的系列文章。节目在全国播出后，央视新闻中心一位副主任好奇地问我，“你和羊体究竟什么关系？”

　　我说，我们是“哥们”关系。曾有一段时间，我不仅给羊城晚报和羊城体育免费写稿，而且还用广告的方式给他们提供赞助；另有一段时间，他们不仅按照他们所能决定的最高标准向我支付稿费，而且还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额外向我颁发奖金。所以这种关系只有用“哥们关系”来形容才是准确无误的。在网上，人们普遍将我的“体育作品”与羊城晚报联系起来，有这种看法的文章光我看到的不下几十篇了。有位名叫“好望角”的网友对我的一篇球评拍砖头，拍着拍着就顺着惯性拍到了羊城晚报的城头上，让人啼笑皆非。从今年元旦起，我改编于《假球》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剧本《暴殄甲A》又由羊城体育在国内外纸媒体中独家连载，当月，就连不谙足球的《文学报》都发消息说：继《假球》后，杨杰的《暴殄甲A》再次由广州《羊城体育》报连载推出。《文学报》将《假球》缩编刊发了对开两个大版，实际上所有内容都取自羊体。眼下新浪、搜狐、网易几大门户网站对《暴殄甲A》的转载，也完全同羊体的连载节奏合拍。

　　讲到这里，人们可以想象我为什么会在各种场合发自内心地维护羊体。去年十强赛前后，有国内外近二十家体育或综合报刊邀请我客串评球，我对此受宠若惊，但我和羊体有约在先，要在羊城晚报和羊城体育两条战线上同时助战，日程紧张得像打仗，再也分不出多余精力和时间，因而谢绝了大部分“外遇”稿约。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像我这样一个人，内心看重的东西首先是来自老朋友那里的某种可靠的信赖和尊重，以及人际关系的“安全”。我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专业情趣，既不打算在足球舆论圈沽名，也没兴趣在体育传媒界钻营，我对自己以文学方式介入“足球文化和评论”的定位很“民间”，闲云野鹤，有感而发，把客观评论和独立批评的环境看得很重要，而这些恰恰都是羊体可以提供给我的。

　　(三)

　　在这两年，我近距离目击了羊城晚报体育部和《羊城体育》的四次“主任兼主编更替”。这种更替发生在不到400天时间里，客观上已引起许多人瞩目。出于以上所述的感情和工作因素，我与羊体的四任总编辑都很熟，彼此相处甚笃。他们四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于各自的工作领域均有翘楚的成就，无愧于传媒精英的评价。其中，一手创办了《羊城体育》的范柏祥是八十年代中国最著名的体育记者和体育评论家之一，与《中国青年报》毕熙东一道，并称为“南范北毕”。在那个年代，羊城晚报体育部的影响力在中国体育界非同小可，苏少泉和范柏祥的名号如雷贯耳。老范是《羊城体育》第一任总编辑，他的足球评论集《你以为你是谁》的序文，是我捉笔而作的，名为《一代范文鸣如蝉》。在文中我情真意切地对其人其事进行了素描。2000年冬季，老范调入健力宝集团担任副总裁，自此弃文从商，远离了守望十七年的赛场。

　　当时的周志伟是羊城晚报体育部副主任兼《羊城体育》副总编，是现场采访过奥运会、世界杯、世径赛的中生代著名体育记者。志伟在2000年欧洲杯时，不由分说地对我拉了一次壮丁，这就拉开了我在羊晚和羊体开设“足球专栏”的序幕。事实上，那是我这个作家球迷有生以来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文字评球，按周志伟的说法，“我是杨杰入行的介绍人”。此言千真万确。那年6月，我的《假球》正在《羊城体育》大张旗鼓地连载，我一边没日没夜地在晚报上用言论文字对欧洲“伟大的混球”拍拍打打，一边络绎不绝地在羊体上以小说语言对中国“扯蛋的假A”开膛剖肚。那段倥偬独特的经历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假球》在2000年8月以“羊城体育连载结集”的名义由珠海出版社出版，周志伟成为小说序作者之一。2001年春节后，周志伟离任，“转会”到广州日报体育部担任了主任。

　　莫丹涛(唐螂)是我遇见的第三位羊晚体育部主任和羊体总编。他是一名老资格记者，在晚报内的资历与范柏祥相近。他的传奇色彩在于，他曾在羊城晚报的很多部门出任负责人，阅历和经验相当丰富，有“万金油”的奇特绰号。他还有过在财经版连续两年撰写每日一篇专栏的惊人业绩。老莫待人热情直率，健谈而雄辩，文笔犀利坚挺，常能见人不见，文风很是老道。想起老莫我就在琢磨：一个以前没有浸淫过体育报道的“外行”体育总编，却能把羊城晚报的“十强赛”和“九运会”超大规模特刊打理得红红火火，若是没有一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玩命精神，恐怕是挺不下来的。

　　2002年元旦第二天，羊城晚报在要闻版发了一组由各部主任亲自执笔的“新年好梦”专稿。作为被眼神不好的老莫胡乱选中的一个“体育公众代表”，我抱着一只小一号的儿童足球，衣冠不整地在“好梦”里傻哈哈笑着。这张照片是在羊城体育编辑部匆忙抓拍的，《暴殄甲A》连载时也用了这张，图片解说是“瞧，杨杰这哥们”。此前我向他们提供的一张显得我特别英俊的照片被老莫和汪晖残忍地弃之不用，而且老莫犹如公堂审贼似的采访我时，威逼和引诱我对中国队2002世界杯的可怕前景做出充满梦想的憧憬，还差点喝令我拿出超级球迷的应有做派，宁可被韩国人敲竹杠也要奔赴前线为窝囊的国家队助威。我之后在晚报上看到他把我描绘成一个颠三倒四的“足球作家”，笑得我鼻梁骨成了比萨斜塔。

　　老莫的确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和他相处总是乐子不断。他的肚子里装着数不清的段子，这些段子中又蕴涵着无数的奇思妙想。组织十强赛和九运会的报道把他累得够呛，但他即使在表达疲累时也少不了一串串自嘲和幽默。

　　(四)

　　这些年来，羊城晚报体育部和《羊城体育》始终没有分开，体制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到了今年3月下旬，酝酿已久的“重组方案”浮出水面，体育部和体育报正式“分家”，一队人马专注于晚报体育版的报道，另一队人马专注于专业体育报的运作。从各方面衡量，这都是件利大于弊的好事。这样一来，莫丹涛不再兼任体育报总编一职，他原先的助手汪晖将独自挑起主编《羊城体育》的担子。

　　我的感觉是，我和他们的猫腻要“一分为二”了。

　　应该说，汪晖的前几任总编都是他的老师。年轻的汪晖能够成长为一名远近知名的体育记者，与前辈的熏陶和栽培密不可分。我第一次记住汪晖的名字，是在1999年5月。他那年独家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足球新闻《国奥球员夜半泡吧》，在全国产生极大反响，影响深远。

　　正值而立之年的汪晖，已是国内体育报道领域很有代表性的专家之一。他的体育言论也锐气十足，敢想敢言，是我很喜欢读的那类充满血性的文字。我在前年夏天见到汪晖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瘦高个白面书生的印象，仿佛缺乏硬朗冷峻的“反黑记者”气质。后来我发现这是我对他的误读。实际上，汪晖行文做事的风格果敢敏捷，虽然他的不苟言笑看上去有点孩子气的忧郁，但他的思想和个性符合现代体育传媒所提倡的“攻势足球”作风。我相信，作为最新一代的体育报刊总编辑，汪晖足以承担起传播体育信息和人文真知的成熟责任。

　　“十强赛”前，我发觉汪晖很少写稿了，才间接得知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羊城体育》副总编辑的工作上。他曾找我共同完成了好些个评议足球的课题，在观点和情绪上与我共识良多，这使我越来越喜欢和信任他，乐见他锐意突破和大胆变阵。那天，在一个好友的家庭私宴上，我偶然碰见汪晖，听他说起羊城体育在世界杯前将进行“突出国际足球及国际体育”的重大改版想法。汪晖认为广东球迷对国际足球的喜爱和迷恋是特立独行的，羊体的“本土化战略”应该进一步顺应这种变化。言谈中，他也对目前风行国内足球报道界的不择手段的恶性竞争和竭泽而渔的疯狂炒作感到厌倦。

　　“我对国内体育报刊的新走势心里有数。”他说，“我们必须要有所改变。”

　　3月18日后，一周双刊的《羊城体育》果然不动声色地显示出一种“版面内容的变迁”和“市场思路的调整”。新上任的汪晖低调处理着与此有关的嬗变和革新，显得很从容。“疏远”国内足球而将国际足球作为日常报道的重头戏，内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折射出当前体育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思考和新动向。据汪晖说，羊体的“新阵型”和“新打法”要在4月份成型，以迎接“世界杯洪峰”的扑面而来。作为羊体的老朋友，我对这一“新政”抱有充分的理解和期待，如同支持一支我所喜爱的球队，他们的表现和成长将一如既往地牵动我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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