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沙拉拉代表国际乒联授予徐寅生终身名誉主席的称号
如果说从中国乒乓60年的时光里，找一位从头到今的亲历者，徐寅生无疑是不二的人选。从运动员到教练，到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乒协主席，再到国际乒联主席、终身名誉主席，直到如今还活跃在乒乓球爱好者的圈子里，一个甲子的时间，年过八旬的徐老以“全套”身份亲历了中国乒乓的跌宕起伏。那些深深烙印在徐老脑海里的瞬间，无疑也是中国乒乓60年里不曾磨灭的点点滴滴。
文/孟雁松
国际乒联主席不好当
中国人在国际体育组织当主席的为数不多，徐老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位。1995年天津世乒赛后不久，国际乒联主席哈马隆德不幸去世，按章程规定，时任第一副主席的徐寅生接任了主席职务，“说实话，我并不愿担任这个职务，但不当就会面临主席位置空缺，就这样，我被推上了这个位置。”
徐寅生担任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期间，与哈马隆德主席一起考察天津世乒赛的比赛场馆国际乒联当时拥有近200个会员协会，工作量大且错综复杂，不过当主席没有薪金和补贴，纯属义务。在国内有公务在身的徐寅生在中国乒协的支持下，努力为国际乒联工作。新上任的主席得到了财务发的一张信用卡，徐寅生把它交给协会的工作人员于斌保管。任职三年多时间，这张信用只有一次消费记录，徐老把它当成一个有趣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有一次工作误餐，我们到一家华人餐馆吃饭。买单时，我示意服务员问于斌要卡结账，结完账服务员让于斌签名，他却指着让我签。签完名服务员把卡还给我，我又让他还给于斌。这可把服务员搞得一头雾水，他想不明白信用卡怎么能交给别人保管。”
当乒联主席有时也会遇到棘手的事情。1999年，南斯拉夫世乒赛筹备过程中，因为西方国家的制裁，临近开幕体育馆还没有建好。但作为主席，我还得支持他们。就在北约开始轰炸，外面一片混乱时，南斯拉夫乒协还有几十名工作人员在坚持工作，不肯轻易放弃。“当时的国际乒联技术委员会主任是中国的姚振绪，他也在那里和大家同甘共苦。最后，形势愈加紧张，世乒赛无望，我们只得紧急安排车辆，让姚振绪撤离。因为贝尔格莱德机场已经停飞，需要到匈牙利坐飞机，南斯拉夫朋友自己凑钱，还不忘把宾馆的瓶装水和食品带上，以供急用。司机一路上走小道绕圈子，终于到达匈牙利，又遇边防人员百般刁难，不让过境。姚振绪正要塞钱打发，一名军官过来命令放行。”徐老回忆说，国内对姚振绪的安全十分关心，通过各种途径与他联络，但那时通讯已经几乎瘫痪，好在姚振绪最终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北京，大家才如释重负。
作为国际乒联主席，徐寅生最难处理的还是涉及到中国的事项和提案，“比如有的提出要减少世乒赛参赛人数，看上去对各协会一视同仁，但实际上对我们不利。我作为主席也不大好处理，如果有倾向性，甚至强行阻拦，会引起各协会反感。”天津世乒赛期间，王涛被韩国的金择洙淘汰，赛后裁判检查出金择洙的球拍胶水超标，按规定要取消比赛成绩。当时徐寅生还是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但是在表态时也不得不避嫌，“我当时表示比赛胜负已定，金择洙是初犯，可给予警告处分，不必取消比赛成绩。但主席哈马隆德表示法不容情，他说：‘徐先生，你不用发表意见，由我们来讨论决定。’”最后金择洙被取消成绩，由王涛顶替进入下一轮。徐老感慨说：“如果当时我是主席，真是难以做出抉择。”
要说任国际乒联主席期间最让徐老感到麻烦的是语言问题，“开代表大会时议题很多，我讲话要靠中国乒协的英文翻译传到会场一端的同声翻译室，再译成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再传到与会者的耳机，到最后也许已经走了样。我想了一个办法，简单的事情我来，复杂的议题就交给第一副主席、加拿大人沙拉拉。”
1999年，徐老到了退休年龄，他也没有谋求竞选连任国际乒联主席，沙拉拉于是顺理成章成为第六任国际乒联主席。“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乒乓球项目的国内外事务都应该有新的领导负责。”2010年莫斯科世乒赛期间，国际乒联授予徐寅生终身名誉主席的称号。
2011 年，纪念中国首夺团体冠军50周年活动上，27 届世乒赛的老战友再聚首（左起王志良、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
2011 年，在中国首夺团体冠军50周年活动上，徐寅生、李富荣为巾帼英雄们颁奖（左起李富荣、梁丽珍、林慧卿、邱钟惠、郑敏之、徐寅生）2毫米背后的努力
担任国际乒联主席期间，徐寅生推动了两项重要改革：一是提议世界锦标赛允许企业冠名，为国际乒联广开财路。二是提议小球改大球，以降慢击球速度，减少旋转。
徐寅生上任后曾讲过这样的话：“过去我当运动员、教练员时，只想着最好能一板就打赢对手，没考虑比赛好不好看。现在我在这个位置上，就要考虑乒乓球如何提高观赏性，与其他体育项目竞争，吸引更多的观众，成为在奥运会上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这就叫‘屁股指挥脑袋’。”
乒乓球需要改革是大势所趋，至于怎么改，则是各种各样的方案五花八门，有的说把球网加高，球台加大，甚至有的说把反贴海绵球拍取消，旋转弱了，来回就多了。当时在日本中老年爱好者中流行一种44毫米的乒乓球，由于体积大、速度慢、旋转少，因此打起来回合多。徐寅生亲身体验过这种球，并从中得到启发，“如果把现有的38毫米竞赛用球加大一些，就能把速度和旋转减下来，这种改动影响不是太大，应该容易被大家接受。”徐寅生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最终决定把直径加大到40毫米为好。
纸上谈兵容易，谁去落实却是个问题。作为主席，徐寅生义不容辞地担起这个责任，就在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召开的国际乒联会议结束后，他立刻打电话给上海红双喜的副总楼世和，问他能否先做出40毫米的大球作为样品，让运动员们试打。住在奥运村指挥队伍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富荣获悉后也给他们打了电话。徐老坦言，做一个大球并非那么容易，要先开模具，然后再加工，费工费钱；如果改大球，原有的乒乓球库存量巨大，如何处理也是个问题，“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总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但楼总和董事长黄勇武马上表示支持，他们说只要是中国乒协的提议，为了乒乓球运动的发展，红双喜一定全力以赴，这让我深受感动。”
40毫米大球很快做了出来。中国乒协给国际乒联及不少协会送球，让他们试打，接着又在苏州办了一个大球邀请赛，白俄罗斯的萨姆索诺夫应邀与马琳等中外好手一起比赛，新闻媒体推波助澜，科研人员现场进行测试，还对观众及各方面进行采访，了解他们对使用大球的反应，小小的大球在苏州掀起了高潮。比赛结果是老萨夺得冠军，拿了奖金，对大球大加赞赏。“在现场看，确实是比赛回合增多，精彩球不少，各方面反应良好。”徐老说，不久之后的科研结果表明，大球与小球相比速度下降13%，旋转减弱21%。后来，欧洲人在丹麦也搞了个大球邀请赛，通过两次活动，大球基本上得到了认可。由于徐寅生的国际乒联主席任期到了，这项改革就由沙拉拉继续推进。2000年，在悉尼奥运会之后的扬州世界杯上正式开始使用大球。
“现在看来，大球的改革还是成功的，比赛的观赏性有了明显提高，许昕与朱霖峰的42板对轰场面能够出现，用大球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说起这一改革的成效，徐老颇感欣慰。
——选自2019年第4期
《乒乓世界》纪念中国首夺世界冠军60周年专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