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体育讯　知道中国男子花剑队当年“三剑客”叶冲、王海滨和董兆致的人，大概都会了解他们曾经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连续憾失金牌的悲情故事，至于三剑客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受到严重比赛迟到影响导致未过首轮关的往事，过去这些年被系统提及的概率并不高。在新近上市的王海滨自传《剑之舞》里，海滨专门拿出篇幅介绍了当时的全部情况。

　　王海滨12月25日将携自传走进北京大学，在邱德拔体育馆多功能厅与北大学子交流互动。在自传中，王海滨对于1996年亚特兰特奥运会中国男花团体八分之一决赛迟到事件描述特别详细，甚至超过了很多曾经获得过好成绩的其他赛事。因为在王海滨看来，实际上当时三剑客已经处于运动生涯巅峰期，完全有能力、有机会夺取奥运会金牌！

　　中国男子花剑队1994年获得了世锦赛铜牌，取得历史性突破，同时也赢得了参加在德国举办的世界7强赛的机会。王海滨在自传里介绍，德国男花那会儿实力不俗，所以有德国企业愿意出资举办7强赛，虽然这个比赛只是邀请赛性质，但却汇聚了国际上最顶尖的队伍，主办方对于参加队衣食住行所有开支全部买单，并且还会给出场费。1995年，中国男花获得7强赛第四名，1996年则战胜各路豪强勇夺冠军，这个冠军给了三剑客极大的信心，他们准备在亚特兰大大干一场。

　　只可惜，造化弄人.。。正当王海滨和叶冲、董兆致感觉“距离奥运会奖牌甚至金牌，的确非常接近”的时候，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意外。多年之后，王海滨在自传里调侃，“现在想想，几乎算是一场喜剧。”

　　以下为王海滨自传相关内容节选：

　　那届(1996年)奥运会，击剑队临时换了一个翻译，而不是那位一直跟着我们的翻译，据说这位老先生快退休了，是最后一次出国。我们在半年前拿到的赛程，是中午11点开始比赛，但是到了亚特兰大之后，国际剑联开了一个会，把(八分之一)比赛开始的时间改成了(上午)7点半。

　　当年男子花剑一共有12支队伍参赛，我们不是通过奥运会积分打上去的，而是作为成绩最好的亚洲队参赛的，所以要先打一场八分之一决赛。之所以没有积分，是因为我们比赛参加得少，如果中国男花从那个年代开始，就像现在这样频繁参加国际比赛，世界杯积分早在前面了，我们早就拿奥运会冠军了！当时，一年比赛有16 站，在世界各地，而中国队因为经费有限就参加3 站，这能有什么积分？

　　这场八分之一决赛其实算是资格赛，所以安排在上午7 点半开始，而四分之一决赛则是11 点开始。在这之前的个人赛，我们几个都打得一般，没人进前8 名，因为我们就是冲着团体赛去的。到美国之后，我们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训练，赛前准备会上，领导和我们自己也都信誓旦旦地决心拿好成绩，把一切比赛中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准备到了——除了比赛时间之外。

　　我们把剑全放好了，准备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就出发，教练还特意叮嘱说明天早晨多睡一会儿，别那么早起来，11 点才比赛呢，我们计划8 点半去吃早饭，吃完以后再去赛场——从运动员村到击剑赛场，要先坐村里的班车，再换去比赛馆的车，大约要三四十分钟的路程。

　　7点20的时候，房间外就有人开始叫，说团部来人了，中国代表团团部来人了，告诉我们薛立同志还是谁已经到场地了——他们裁判不跟我们住一块儿，所以先到了赛场，却没见到中国队，就到处找。

　　当时击剑在代表团里不是很受重视的项目，一个队只有领队有一台手机，文指导因为是总教练，所以去得比较早，到了那里却找不到我们，赶紧打电话给团部，派人砸我们房间门，说你们还睡着，比赛都开始了！这时我还想：团部的人不是有病吧？开始的比赛是女花的比赛，真没想到是自己的比赛开始了。

　　我们从床上跳起来，拎着剑包就下楼了，先坐小巴士再换大巴士，结果在巴士上面正好遇到韩国队其他剑种的运动员，他们看着我们觉得很奇怪：比赛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跟韩国人打，而韩国男花的队员早就走了。

　　我们这一路冲过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感觉到可能出事了。不过我们几个人还是经验很丰富，在车上就开始作准备活动。到赛场一下车，组委会的人都顾不上让我们过安检了，叫我们快跑——老美这个时候还真够意思。等我们进了场地，已经7 点45分了，韩国队第一个上场的选手是金永浩，人家在那儿等半天了，很奇怪地看着我们。

　　我是第一个出场，见此情景，就上去跟裁判侃——我跟叶冲和董兆致讲，你们赶快作准备活动，我跟裁判忽悠，争取让你们多作些准备。我就跟裁判说我得穿衣服、得搞搞剑什么的，其实就是想拖时间，可裁判直接跟我讲说，你站到赛道上去穿衣服，到高台上面穿衣服！然后就开始罚了，罚分了。这时薛立他们在我身后面就喊，带着点儿哭腔的那种喊 ：“你别折腾了，赶快上吧！”都觉得能让你打已经不错了，因为韩国人已经抗议了，说按照规则，10 分钟不到就算自动弃权……

　　还好，组委会没算我们弃权，但是每场比赛要罚我们一剑，9场比赛一共罚9 剑，等于我们上来就输9 剑。结果我们稀里糊涂地开始落后，到我最后一场对金永浩的时候，我们还落后十来分，但这会儿已经彻底活动开了，就跟他干了，一直追到最后只落后2 分，可是毕竟被罚了9 分，最后还是没追回来。

　　直到打完整场比赛以后，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迷迷糊糊地握手，还没人跟我们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奥运会就结束了。这时候，新华社有个老记者想采访我们，可是找不到教练，教练早就到门口哭去了。其实他想采访也采访不成，领导早就有交代，不许说！

　　打完以后，谁还有心思吃饭，我们哥儿仨拿了水和香蕉坐到外面去了，比赛馆外面吃的喝的都是可口可乐赞助，这时候我们3个就非常失落了，叶冲问我：“奥运会就结束了？”我理解他的心情，因为他认为他这是最后一届了，他不想干了，拼到最后了，本来很有机会冲一下，结果竟然是这样。

　　那天过得迷迷瞪瞪的，后来翻译来给我们打招呼，说不好意思，对不起搞错了，这下我们才知道怎么回事，是他没能及时注意到比赛时间的更改。美国的那次奥运会不如巴塞罗那，代表团规定运动员在比赛结束后必须马上回国，除非你能得金牌，所以我们迷迷瞪瞪地打完比赛的第二天，就迷迷瞪瞪地回去了。

　　一路上还是迷迷瞪瞪的特别不顺，从亚特兰大回北京要经过上海，住了一晚第二天转机回北京，飞到山东的时候北京下暴雨，只好又飞回上海，叶冲同志还4 点钟回家待了一会儿，但他很守纪律，7 点钟就赶回来飞回北京，因为中国代表团要到北京才解散，必须先回北京。

　　回国之后，才知道我们的那场比赛影响这么大——我们到北京报到后，因为奥运会还没结束，哥儿仨就想先回家待几天再回来，于是我们背着写着“第二十六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李宁包，到北京火车站准备坐火车回家，一下出租车，就被一大群人围住了，问我们是哪支队，听说是击剑队，大家就说风凉话：“击剑队不是睡过了吗？”这事儿给我们的刺激太大了，可是有口难辩，因为领导不让我们说事情的经过，新民晚报还出来一个《兔子跟乌龟赛跑》的报道，画一张漫画——兔子睡着了，旁边插把剑，乌龟爬过去了……

　　对那位搞错比赛时间的老翻译，也没处理他，还专门做我们工作，说算了吧，人家快退休的老同志也怪不容易的。那个年代人特听话，也没什么微博什么的，所以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但是那以后，不管中国击剑队参加任何比赛，行前教育的时候所有领导都要依次叮嘱一句：别把时间搞错了，都要看看时间。

　　事实是：当时组委会发了一套赛程，翻译一翻跟半年前发的一样，就没在意，而夹在赛程里还有一张通知，上面说了八分之一决赛的比赛时间是7 点半，他没仔细看，以为和以前都一样。其实这事儿教练也有责任，所以我现在当教练了，对这些事情看得特仔细，翻译跟我说任何话我都不相信，我得自己看一遍，我确定了然后再来办。但那会儿教练外语水平不行，哪能管这么多，有什么对外的事儿问翻译，有什么采访之类的事儿问领队——都不能乱说话的。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