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宣布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没有这一天，就不会有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的枪声，不会有中国体育健儿获得的172枚奥运金牌，也不会有让中华民族梦想成真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但是，当年中国为何要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中国在重返奥运大家庭的过程中历经了多少坎坷？解开了什么死结？人们至今知之不多。本文是对中国重返奥运过程的全面解密。对于广大读者，文中讲述的既是历史，也是新闻。

　　重返奥运的初次努力

　　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以后，中国体育界一度本着独立自主的精神，发起、组织和举办了包括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时乒乓球还不是奥运会项目)，新兴力量运动会，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等大型国际体育活动，以扩大中国体育在世界上的影响，这些活动也都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客观地讲，这些比赛的影响还不够大，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尚存在一定差距。中国奥委会副主席魏纪中后来说：“总的看来，当时的做法不是很成功，所以到70年代初，中国体育界就形成一种共识，即中国体育要想真正走向世界，还是要回到奥林匹克运动中。”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一切合法权利，将台湾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1972年，国际奥委会举行第73次全会上，爱尔兰人基拉宁取代布伦戴奇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国际体育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亚非国家大量加入国际体育组织。国际政治大环境和国际体育界的变化，包括国际奥委会领导层的变化，成为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的契机。

　　1973年1月，第二届全非运动会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举行，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作为贵宾出席了开幕式。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宋中也应邀出席。1月8日上午，在意大利奥委会主席奥奈斯蒂安排下，宋中与基拉宁进行了会晤，这是自1958年中国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以来，中国官员与国际奥委会主席之间的第一次接触。

　　会晤中，基拉宁询问了中国国内开展哪些体育项目和奥运会项目，中国参加了哪些国际体育组织。当谈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问题时，基拉宁问宋中：“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即在开除台湾的条件下，你们愿意加入国际奥委会？”

　　宋中回答说：“我们的立场很清楚，我们不能容忍任何国际体育组织中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情况存在。”

　　1973年，邓小平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74年初，小平同志指示，对国际奥委会和国际体育组织“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根据这一指示，国家体委决定，加强对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个人接触，争取他们对中国立场的理解和支持。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中国体育界与日本、伊朗、突尼斯、巴基斯坦、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联邦德国、罗马尼亚等国家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建立起良好关系，为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打下“群众基础”。

　　1974年9月，中国首次亮相亚运会，即以33枚金牌的成绩排名金牌榜第三名，令世界瞩目。国家体委领导决定趁势而上，将1975和1976两年的工作重点放在对国际奥委会开展工作方面，为中国运动员参加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创造条件。

　　1975年4月9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以代主席赵正洪的名义向国际奥委会递交了申请书，全文如下：

申请书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是全中国(包括台湾省)领土上管辖所有体育运动的唯一合法的全国性组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要求国际奥委会撤消对地址在中国台湾省所谓的“中华民国奥委会”的承认，并确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是在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中唯一代表全中国的组织。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中国奥委会)

1975年4月9日于北京

　　一个月后，国家奥奥委会协会(ANOC)代表大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与国家/地区奥委会联席会议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议期间，基拉宁会晤了中国代表周正。基拉宁对周正说：“国际奥委会已经收到你们的申请，我们很想看到中国尽快回到奥林匹克运动中来。八亿人口的大国也好，四千万人口的小国也好，都要经过同样的法律程序。你们在申请书中提到驱逐台湾，我们将在下周把你们的申请提交国际奥会执委会和全会讨论，希望能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然而，正当各项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中，国内突然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因为小平同志对重返奥运有过指示，四人帮一伙便将这件事情定性为在体育领域中的右倾翻案风，国家体委内部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再提这件事情。”

　　重返奥运的初次努力就这样被搁置起来。(罗京生/张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