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紫园
十九年,是一种现象。
公子重耳颠沛流离十九年,千般磨砺,终成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威加海内;
西汉苏武北海牧羊十九年,节杖不倒,气节永存;
北宋司马光苦作十九年,终于完成编年体历史鸿著《资治通鉴》。
十九年,是一种启示。
英雄也是凡人做。受得罪孽,忍得寂寞,守得苦涩,才能增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体育人常说的一句话: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磨难是成功的基石。就是有这样的人,在挫折面前敢于担当,在得失之中显现智慧,在成败之间操守坚持,因而,这样的人就能如古来英雄一样,成为人们称道的人。
李永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1993年受命于中国羽毛球队危难之间,执掌帅印。从此,他托举着这只沉重的羽毛,步履蹒跚地走过十九个年头。当年英姿勃发的少帅,如今也成了鬓染晨霜的老将。但他托举的那只沉重羽毛上,挂满了一朵朵盛开的笑靥和一块块金灿灿的奖牌。
如今,这位治军严厉,脾气火爆的羽军领袖,见到队员总想笑。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发不起脾气来了,想怒的时候,觉得眼前的孩子快是孙子辈的了,气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问起他的志向,李永波说,最大的理想是在我退休前,培养出100个世界冠军。
面对我们提出的采访主题,李永波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执教生涯?怎么觉得有盖棺定论的味道啊?不是要宣判吧,哈哈。”李指导的确感到了突然和意外。他讲了两点理由:其一,每日案边的工作无数,实在没有闲暇认真回想过去十九年的执教历程;其二,在人们的惯性思维里,通常都是在某项工作临近尾声时才会去总结去回忆。而教练工作于我而言,可能终将成为毕生唯一的事业,且在我退休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现在回望,似乎时机尚未成熟。
然而,经过思考后,李永波还是接受了采访。既然媒体朋友提到这个问题,一定是热爱羽毛球的广大读者关心的,应该静下心,梳理下这半辈子经历的点点滴滴,给所有热爱羽毛球朋友们一个交代。
事必躬亲,一心只求翻身
“最初的五年很困难,可以说要啥没啥。工作全凭满腔热情,天不怕地不怕。一心想着怎样才能打个翻身仗。”
1993年,李永波从王文教、陈福寿等老前辈手中接管了正处于低潮的中国羽毛球队。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这样的转变就发生在一瞬间。好比头天刚退役,第二天就坐上副总教练的椅子了(当时还没有设总教练的编制),期间没有丝毫过渡。走马上任的那五年,中国羽毛球队的工作非常困难。坦白地讲,整支队伍要冠军没冠军、要荣誉没荣誉、要关注没关注,当然,更是要钱没钱。可也正是这样贫瘠的环境,促使李永波一门心思抓训练的动因只有一个:让处于低谷的队伍打个翻身仗。
那时的李永波30出头,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天不怕地不怕。因为没有什么经验可循,所以做事完全凭着满腔热情,把一些年轻人的想法和自己做运动员时的体会融进工作中去。他几乎每天从早到晚泡在球馆里。常听跑羽毛球项目的前辈讲,那时,想搜集写作素材,你就早上摸黑去国家训练局外的龙潭西湖吧,肯定可以看到李永波带队晨练的身影。但有一点,如果李永波混在队员之中,不熟悉李指导的人还真辨认不出哪个是他,因为年轻嘛。但李指导是绝对不会混在队员中的,那不符合他的性格。他必是一马当先,跑在前面。这就是表率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队员跑不过教练总说不过去,多累也得跑完全程,哪怕之后抱着湖畔的树呲牙咧嘴地大口喘气,大声喊叫。于是,凡事必定亲力亲为,且事无巨细,成了那个阶段李永波的工作特点。“从角色上看,那时的我可能更像个搞业务的主教练,而不是抓管理的总教练。”李永波这样评价当时的自己。
李永波的性格始终是不会拐弯,工作作风也是雷厉风行。说话直来直去,点火就着。发起脾气,惊天动地。下达的指标必须立竿见影。这样的性格和工作方法,加之一心闹翻身的既定目标烈火一样在他心中升腾,就使得他管理队伍的方式方法也比较简单,有时甚至有点粗暴。“那时的我啊,特别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应该怎样相处才算智慧,完全摸不着门路。总是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搞得所有人都很累。”
李永波刚上任那会儿,羽毛球队可谓百事待兴。单从纪律上讲,队伍的散漫是一大痼疾,不管是优秀队员还是普通队员都不断地出错。比如说,时间观念的淡漠就让李永波无法容忍,白天训练迟到、晚上到点不睡。“不治理我寝食不宁!”于是,李永波给所有教练员运动员下达了最后“通牒”:全队买闹钟,不管你订好几点钟起床,必须按规定的时间集合。每天早晨不到6点45分,李永波第一个站在楼下,盯着手表看。谁超过6点45分才到,他(她)所在的项目组就得跟着吃挂落,全体去操场跑一万米。李永波和队员们讲:“我只要求准时。如果谁非要6点44分起床,然后从楼上跳下来,只要来得及,随便你。你就是买个降落伞,我也不管。”话虽难听了些,但李永波向队员传达的是山一样不可撼动的铁律,用铁腕规矩方圆,培养队员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意识。
这样的治理不仅仅体现在平时的训练上,即使是重大的赛事,如果谁违反了纪律,哪怕他是什么主力,李永波也不留情面。每次出国比赛都会提前说好发车时间,到点准时开车,过时不候。有一次,一个队员因为迟到错过大巴,自己打出租车赶到机场。李永波对他说:“回去吧,比赛不用去了。”这个队员再三央求,保证再也不会了。“没有下次了。”李永波铁青着脸,说完让教练收回那个队员的机票,自己径直朝安检口走去。这件事,对所有队员甚至教练员都是一次震慑。李永波这种近乎“绝情”的处事方法,尽管一时不被理解,但队伍的纪律确实发生了质的变化。
今天看来,这些管理方式严格得有些极端,有些不近情理。但“因为是在非常时期,必须使用非常手段。如果没有当年的治军严厉,一定不会有今天的成绩。”李永波感慨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队员们都形成了良好的习惯,李指导也没必要为了琐事发火。
正是在点点滴滴的努力中,羽毛球队在1995年收获了苏迪曼杯,标志着队伍开始从低谷中崛起。那次捧杯对李永波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那便是直到今天,他始终不愿去预测任何一个比赛的结果。因为当年中国队正是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一举夺得苏迪曼杯。李永波认为,队伍想着的就是过程,就是去拼,去冲,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无论碰谁都要“咬他”一口。过程永远比结果重要。只有把过程做好,结果自然水到渠成。
当问起李永波第一阶段这5年转型期的得失时,他的回答不假思索:“成功在于,我用亲身体验、用我的一些措施和个人魅力,使队伍开始转变;失败则在于,从运动员迅速转型成教练,需要面对的人一下子多起来,而我又不可能有很多方法。用相对简单的方式去面对所有人和事,难免在人际关系上产生问题。这给了我一个巨大的碰撞,也让我思考了好长时间。”
痛定思痛,矛盾催人成熟
“从1998年到2004年这个周期,通过一些队伍矛盾的公开和一些事后的分析,我逐渐开始找到一种感觉——作为总教练,到底与主教练、与运动员有什么差异。”
经过5年的历练和积淀,到了1998年,国羽大军的成绩开始爬坡。李永波意识到,队伍从没成绩到取得成绩,其管理方式是要有变化的,就像当初他从前的队友变成由他遴选的队员这种师生关系的时候,工作方式也不同一样。
随着队伍建设的不断完善,特别是教练队伍开始逐渐年轻化,李永波也在尝试着用一种新的模式来管理队伍。就在这个当口,队伍里出现了矛盾。这被当时权威媒体称之为“风波”的事件,在今天看来已不再是什么秘密。但就是这一年,1998年曼谷亚运会后,对李永波来说,似乎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我不知道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当时的心境。”李永波说。那时,他的情绪低落到极致,委屈、不平、郁闷、压抑……整个训练、生活和比赛是在一种……用今天的词说就是“纠结”的状态中煎熬。他觉得很累,活得很累,特别特别累。他觉得那一年,没有办法是愉快的,没有办法体会到什么叫快乐。一个人的时候,伴随李永波的是那首让他百听不厌的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或许此时此刻,唯有齐秦那磁性的人声和伤感的旋律是李永波的知音吧。
相当长一个阶段,李永波陷入了“长考”中,但这不意味着他被暂时的“风波”击垮,长考即是反思,他是带着痛苦的思虑完成着他坚持的一系列改革的。与此同时,新的教练班子和队员们显示出很高的素质,他们虽然知道队伍出现了矛盾,却没有因此影响到自己的人生追求,依旧是全力以赴地训练和比赛。1999年5月,国羽大军在丹麦实现了苏迪曼杯“三连冠”的愿望,并在世锦赛上夺得两金一银二铜的好成绩,极大地振奋了军心,为悉尼奥运会种下了希望的种子。
谈到这段长考的收获,李永波说:“矛盾的出现让我开始成熟起来。通过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队伍矛盾的公开、以及事后人们的分析等等,我慢慢尝试着找到一种感觉——作为一个总教练,它与主教练到底有什么不同,跟运动员又有什么不同,彼此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这个审视的过程非常重要。”
记者找到了李永波1999年《从苏杯、世锦赛看悉尼奥运会》的论文,其中的一段可以作为他以上这段话的佐证:
中国羽毛球队历尽艰辛,终于从低谷中走出,靠的是什么?我认为,首先是上下都有一股气,一种团结向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志气。靠这股志气,我们重夺失去6年之久的尤伯杯,三捧苏迪曼杯,以及世界大赛的诸多荣誉。可以说,团队精神是中国羽毛球队冲出低谷、重振雄风的保障。
接下来,李永波详尽地分析了当下国羽出现的几大问题:体力不支与心理痼疾、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众人拾柴与釜底抽薪。之后他这样说道:
团结是胜利的保障。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哪怕只是毫厘之有,也必须清除。主力之间,主力与非主力队员之间,老队员与年轻队员之间,成绩比较突出的与成绩尚不理想的队员之间,都有个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鼓励、相互补台的问题。那种“唯我独尊、小视他人”的作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作法,都是与中国羽毛球队的团队精神格格不入的,都不利于我们攀登奥林匹克这座雄伟的山峰。
从李永波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风波过后的长考,让这个年轻的少帅成熟起来。他深刻意识到,团队精神对一支队伍多么重要。“风波是他执教生涯中的一段经历,是经验的一次积累。”过后,李永波意识到“队伍的管理应该规范,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我与教练员间、教练和助理教练间、教练员和队员间的工作都得条分缕析,章法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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