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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追求传播人性之美 胡恩勇:浪花开在文化传承中

http://sports.sina.com.cn  2011年01月29日09:15  南方都市报

  

“造星教练”胡恩勇“造星教练”胡恩勇

  ●出生日期:1962年10月10日

  ●出生地:广东汕头

  ●运动简历:1973年进入广东跳水队,1982年退役。

  ●工作简历:1983年起担任教练员。

  胡恩勇勤于钻研,摸索出“倒立斜坡上下行走”、“沙坑行走”和“海绵垫行走”等创新实效的训练方式;他善于发现基层跳水苗子,先后挑选、调教出“八大弟子”,包括:奥运会男子跳台冠军孙淑伟、世锦赛跳板冠军余卓成、世锦赛女子跳台单/双人亚军蔡玉燕等,又指导过奥运冠军秦凯、王峰,以及世界冠军何姿、周吕鑫等人,被媒体称誉为“造星教练”。本月初离开国家队回到广州。

  我经常给他们灌输一个思想:不可能每个人都拿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当他离开了运动队的时候,你首先不能让他有一种失败感,不能让他非常沉重地离开这个领域,后面的人生都觉得是灰色的。余卓成和孙淑伟算是我的学生里很成功的,我也有一部分队员成绩上不像他们那么辉煌,但不管他们是不是世界冠军,有一点让我很骄傲的,就是他们都在中大毕业。

  我觉得时代在变化,奥运冠军会逐渐被淡化,拿冠军已经不足以具有影响力,要影响世界感动世界,中国的体育文化应该表现出一种人性美。

  2004年奥运会,队员(王克楠)在决赛中跳了个零分,当时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轰的一声,非常意外,但我马上又想到:我经历过满分,所以也会经历零分。那时我不觉得处于人生的最低点,而只是在最高和最低的中间,人生是双向的。那天回到奥运村后,我就站在宿舍的阳台上,泡了杯茶,戴上耳机,把自己当时的想法都写了下来。

  距离2012年伦敦奥运会揭幕还有一年半,中国跳水队在这个冬天地壳变动,最大的表象是跳水女皇郭晶晶正式宣布退役,而在其内部,也迎来了近年来最大的一次人员调整,多名教练员和队员都被调整回省。在那个中国乃至世界跳水的最高殿堂,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本月初才刚刚回到广州的胡恩勇正忙着搬家,他已经长驻北京8年了,东西很多,要一点一点地从北京挪回广州。还没有布置好的新居却人声鼎沸,桃李满天下的胡恩勇每天都被从前的学生们“缠”着,自家厨房没弄好之前,他到住在附近的学生家吃饭,最近厨房弄好了,学生们都来他家“蹭饭”。

  这晚来“蹭饭”的是胡恩勇的第三批弟子,蔡玉燕、池美兰、邓泳,这些当年的跳水冠军都已为人妻为人母,一群人围坐在一起打火锅聊天,席间夹杂着孩子的吵闹声,一屋子乐也融融。队员的孩子管胡恩勇叫“师公”,“有的还喊‘公公’,我去幼儿园接他们,幼儿园的老师都奇怪怎么我这么年轻就有那么大的孙子了。”说起这些小徒孙,胡恩勇总是乐呵呵的。这确实是一件幸福的事,胡恩勇与他的“大弟子”肖燕娟结为伉俪,但没有生孩子,他笑言自己不用生就有那么一大群“仔仔女女”。

  众多“仔女”中,最杰出的当数他的第二批学生,余卓成和孙淑伟在上世纪90年代为中国跳水取得多个第一次世界第一,在男子跳板和跳台两个领域都为中国跳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当年,孙淑伟14岁,余卓成17岁,胡恩勇27岁,都是年少成名,直到现在回头看,胡恩勇仍觉得不可想象。

  如今,他已经是一个和蔼的长者,家门口的换鞋处由于没有椅子,看到南都记者单脚站立东倒西歪地脱靴子,胡恩勇一把上前亲手把记者扶住。他向南都记者展示橱柜中记录了他教练生涯的各项比赛奖杯以及纪念品,这大多是他的弟子送的,连颁奖仪式上收获的鲜花变成了干花,他也仔细收藏着,然而他不愿意拿着这些东西摆拍,他说都一把年纪了,就不要搞得那么形式了。随后,他邀请记者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聊天,极尽随意,但当他看到摄影记者为了拍照坐出了地毯之外的凉地板时,他又细心地拿出一块坐垫说,“垫一垫,要不太凉了。”

  他就是这么一个儒雅的人,喜欢富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事物,比如哪怕一直在北京,他都与从前的队员保有深厚的感情和关系。访谈中,他说得最多的关键词是“文化”、“珍惜”和“人性美”。回到广州以后,他曾用走路的方式去重新体会这一个城市,当走上猎德大桥,看见高楼林立的珠江新城中还保有一片老房子(原猎德村古建筑),他感动于这个城市正在改变,开始有了那么一点人文关怀,他因此而留下,并以传播人性之美作为毕生的追求。38年前,胡恩勇在广州二沙岛出身,他说,这次回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都要把珠江新城的这种精神移植到二沙岛去。

  对话

  不让队员在离开时有失败感

  南都:每个人说起您都必须先提起你的明星弟子,都说您是“造星教练”,您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培养出余卓成和孙淑伟,他们拿成绩时也很年轻,这是幸运巧合还是别的什么?

  胡恩勇:我认为不是幸运巧合。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很普通、很简单,但当了教练员后目标就定得很高,年轻时期的我一心想着要把队员带好,带到世界冠军上去。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我就带着孙淑伟看熊倪比赛,那时孙淑伟还没拿过任何冠军,但我的目标就已经非常明确,我直接就跟他说,四年之后你要打败谁,1992年奥运会你就要拿冠军。

  我个人的经历很有意思,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两届中国的亚运会跨度是20年,能跨跃20年的中国跳水教练只有两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钟少珍教练,她现在已经60多岁了。这不是碰巧,也不是命好,是我们跟队员之间相互的信任、感情所产生的作用力促使这样的奇迹发生,这种互动是非常大的支撑力,支撑着余卓成、孙淑伟去拿那么多第一次的第一。20年间我的经历、积累在中国留下的并不是非常豪华的纪录,但充满着一种个性和追求。

  南都:您觉得当教练最大的成就就是教出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吗?

  胡恩勇:不是的。一直以来我都有一种很深的意识,就是这些学生把他最好的年华交给了你,他这一阶段的成绩,以及这个阶段所接受的思想都将可能决定他的一生,你必须对他负责。我经常给他们灌输一个思想:不可能每个人都拿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当他离开了运动队的时候,你首先不能让他有一种失败感,不能让他非常沉重地离开这个领域,后面的人生都觉得是灰色的。余卓成和孙淑伟算是我的学生里很成功的,我也有一部分队员成绩上不像他们那么辉煌,但不管他们是不是世界冠军,有一点让我很骄傲的,就是他们都在中大毕业。

  坦诚也是一种威信

  南都:您和队员感情都很深厚,连气质都非常相似,您是怎么影响他们的?

  胡恩勇:带每一个队员之前,大家都是不认识的,怎样在短时间内让队员对你信任、投入,那需要一种个人魅力和相互之间的磁场作用。队员对教练信任,他往池边一站,动作概念就自然出来了,不需要你再啰里啰嗦去反复讲;同样队员在跳板上走第一步,教练就知道他行还是不行。我不是用嘴巴、脑袋来教,而是要用心来教。

  我很喜欢文化研究,我认为文化是一种生产力,一个运动员的文化能力比较强的话,那将是一种推动力和持久发展力。文化是一种感动人的能力,通过肢体、精神展现出来,这是摆在竞技体育人面前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一个运动员,能不能具有感人的行为和情操,这点很重要,我通常会给他们讲一些感人的小故事,这些故事首先是感动了我,然后也能给他们一些启发和思想。

  南都:那能给我讲一个这样的小故事吗?

  胡恩勇:有一次我坐飞机,飞机上看到一本杂志,在杂志的最后一页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安息日不参赛》,说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一名英国田径百米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是一名犹太教教徒,他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很有希望夺冠,但由于比赛日正好是安息日,他无论如何坚决不参赛。故事的结尾写了一句话:人的信仰不能因名利而改变。信仰就是一种文化,一种追求,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悟,一个运动员的竞技能力达到了,精神层面的东西也达到了,而文化层面的东西是否能感动自己感动他人,这就取决于这个运动员的信仰。我们常说很多运动员的心理问题,更大程度上其实是文化的问题,因为当你的水平上升到一个高度,能影响你心理的无非是名利,所以文化信仰是一个基础。

  南都:前面您说到了与队员之间相互的信任、感情所产生的作用力促使了奇迹发生,那么你是如何做到让队员信任你的?

  胡恩勇:以身作则,包括每一天的起床是不是比队员快一步,他们在做操的时候你是不是站在他旁边看,而不是在一边聊天吸烟,教练的行为语言,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到队员的心理。我跟队员讲课,我会要求他们听到我有不对的地方就提出来,因为人是有缺点的,包括教练员。我跟他们说,我能做到70%正确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觉得坦诚也是一种威信,一个教练的权威不是靠吓、靠吼出来的,你首先要去珍惜队员,你才会去挖掘他的优点,如果没有珍惜,你第一眼会看到他不足的东西,继而不断放大缺点,他也会越来越不自信,优点越来越少,直到消失。我太太说我的一句话:你的队员在你眼中都没有毛病。

  队员逼着我去想办法

  南都:您的执教理念中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胡恩勇:执着、诚信、诚恳。曾经有那么一说,一线的教练不能带一线的队员,所以很多队员拿到世界冠军以后都要被拔走,我属于一线教练,常接手一些成绩并不突出的队员,但无论什么样的队员,他都是我的队员。对一些并不被他人看好的选手,我特别能调动他们的潜力,我很明白不是每一个队员都有那样的机会能力去拿世界冠军,但我的一个理念就是,如果他的最大空间是第六,那么经过我们的努力,尽可能地提高到第五第四。哪怕他什么都不是,我也要尽我所能提高他,让他知道尽管他不是一个奥运冠军,但也是一个有作为的人,尤其在结束运动生涯后,同样能挺起腰杆做人,而不会觉得比别人矮了半截。

  南都:在执教手段上您有什么特点吗?据说您是一个擅于研究的教练。

  胡恩勇:那是队员逼着我去想办法,他们在发展,我也必须要跟上节奏去给他们做配套的规划,我自己觉得自己不聪明,比较踏实不走捷径。余卓成和孙淑伟在我手下之所以发展得比一般人都快,那是靠整个训练体系去规划的,当中有很多细节性的东西。比如说307C,每个人打开的状态、能力都不一样,在早年就必须去练基础。当你发现各人的特点后就必须有想法和规划,给不同的人制定不同的方法计划,同样练一个打开的动作,孙淑伟是站在池边,稍微垫高一点,跳上去马上打开;余卓成是在五米台上,创造角度不够的条件,练带下去的能力。

  没有难教的学生

  南都:您带过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学生,您觉得当中最有天赋的是谁?

  胡恩勇:孙淑伟,还有周吕鑫。他们都属于能力不强,但动作的判断能力特别高、水感特别好的运动员。有天份的运动员是能提高教练员的教学能力的,你看他们跳,他们能给你的脑子提供灵感补充养分,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是互相学习的关系。

  南都:那么也有难教的学生吗?

  胡恩勇:我觉得都不难教。一个教练员首先要求自己要耐心,第二是要不断变换训练手段。“你怎么那么蠢,那么笨”这种话,是不能从一个教练员的口中说出来的,你对他的打压和责骂,往往需要用很多时间、做很多事情才能弥补过来。

  人最好的教育是自己教育自己

  南都:在您的执教生涯中有过感觉很失败的时候吗?

  胡恩勇:我也有很失败的时候,但我不会觉得那很失败,我觉得那就是自然规律,有天亮就有天黑,有夏天就有冬天。比如2004年奥运会,队员(王克楠)在决赛中跳了个零分,当时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轰的一声,非常意外,但我马上又想到:我经历过满分,所以也会经历零分。那时我不觉得处于人生的最低点,而只是在最高和最低的中间,人生是双向的。那天回到奥运村后,我就站在宿舍的阳台上,泡了杯茶,戴上耳机,把自己当时的想法都写了下来。我也经常教育我的队员要擅于写日记,每发生一件特别的事情都把自己的想法都写下来,但那不是写给我看,是给他们自己在事过境迁之后再看,人最好的教育是自己教育自己。

  王克楠在那届奥运会后回到了省队,前段时间我们见面时又说起了当年,大家都很有同感,我们都觉得运动生涯的经历仅仅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阶段,我们要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东西,能对自己的日后有所帮助,而不是被这些不好的经历打倒。

  南都:运动队里长大的小孩心理一般都比外界同龄的小孩早熟。

  胡恩勇:运动队里的小孩很小就已经经历过很多成功与失败,所以对很多东西都看得比较淡,但他们与外界又有一种思想文化上的隔断。这次国家队调整,我手下一个队员康丽也和我一样要离开国家队,这个小孩在前两年拿到了世锦赛的第三名,这对于中国跳水队来说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成绩,但对她个人来说意义深远,她因为这个成绩进入了人民大学学习。走的时候我很高兴地对她说,你前面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你得到了一个进修的机会,这个机会的价值一点都不亚于拿奥运冠军。

  我觉得时代在变化,奥运冠军会逐渐被淡化,拿冠军已经不足以具有影响力,要影响世界感动世界,中国的体育文化应该表现出一种人性美。像康丽这个女孩子,她年纪很小,成绩也并不拔尖,她并不是新闻追踪的目标,但她身上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在去年的一个比赛中,有一位加拿大的老队员跳砸了一个动作,下来以后就哭了,这个小姑娘会主动上前拥抱安慰她,虽然她比这位老队员小很多,我觉得人性美就是表现在这种很细小的方面。

  南都记者 丁淑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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