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27日电(记者马向菲)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兴奋剂检查每年都在15000例左右，不过数字的组成中藏了一个小秘密，反映了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反兴奋剂的大趋势。

　　“今年预计检查数量会达到15000，总局拨款的占一半，省市自查的可能会超过4000，”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赵健说。2010年是省运会年，每逢此时，各地方体育协会都要自行出资，委托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做检查。赵健说，和往年相比，今年省市自查的数量成倍增长。

　　赵健说，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成立后，每年兴奋剂检查主要由国家体育总局拨款，兴奋剂检查数量年年递增。但北京奥运会后，愿意为反兴奋剂“买单”的单位多了。

　　“北京奥运会的确起到了推动反兴奋剂发展、强化反兴奋剂意识的作用，”赵健说。

　　借着北京奥运会这一巨型助推器，不仅社会的反兴奋剂意识增强，中国整个反兴奋剂工作也都进入新层次，反兴奋剂的工作质量和水平显著提高，中国反兴奋剂的国际声望持续提升。

　　目前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世界最先进的设备，以及最高水平的检测能力，每天，高素质的检查人员将全国各地收集到的样本送往实验室，而实验室能够检测的物质基本囊括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列出的违禁物质。

　　高水平的检测，每年超过万例的检查数量，获得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可的检查手段，以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阳性率，让中国逐渐走在了世界反兴奋剂的前列，这两年更是稳固了领先地位。于是一些国际反兴奋剂专家希望中国能够“发挥领导作用”，和其他国家分享经验。赵健说，近几年中国反兴奋剂的国际合作越来越多，美国反兴奋剂机构举行年会，主动出资邀请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派人参加；挪威、西班牙等许多国家都派人来中国交流经验。中国还举行培训班，为非洲等地区培养人才。

　　国际奥委会委员海博格曾说，中国一直在改变，北京奥运会只是加快了变化的进程。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多年的默默工作，厚积薄发，也不会有如今的成就。现在，没有人愿意躺在功劳薄上睡大觉，因为“小偷”与“警察”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奥运会后的两年里，新的反兴奋剂举措不断出现，反兴奋剂长效机制正在逐步完善。

　　去年全运会前，国家体育总局推出创新的“反兴奋剂教育准入制度”，要求所有运动员只有通过反兴奋剂考试才能参加第十一届全运会。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司长蒋志学曾表示，按照“预防为主，教育为本”的原则，反兴奋剂准入制度的实施是进一步贯彻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将反兴奋剂工作“关口前移”的积极举措。

　　此外，要求运动员签署反兴奋剂承诺书、宣誓拒绝兴奋剂等等，都表明反兴奋剂教育被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

　　赵健认为，兴奋剂的检查和处罚是为了震慑作弊者，教育才是最重要的预防手段，因此，他希望全国各地能建立兴奋剂教育管理体制，“依托各省市体育主管部门的资源，在他们抓训练的同时，也抓反兴奋剂教育”。这样一来，反兴奋剂中心不但解决了教育人手不足的问题，还动员了更多人加入反兴奋剂工作。

　　同样等待完善的还有现行的反兴奋剂法律法规以及兴奋剂问题综合治理协调机制。

　　《反兴奋剂条例》2004年颁布。赵健说，经过六年的实践，《条例》中有需要完善的地方逐渐显现，因此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国家体育总局和反兴奋剂中心在全国体育系统内进行调研，征求意见，为《条例》修改做准备。

　　北京奥运会前国务院建立了国家兴奋剂问题综合治理协调机制，效果明显。赵健说，奥运会后这个机制一直存在，相关部门也都派出代表参加不定期的会议。但目前问题是组织比较松散，各部门负责人员不固定，无法发挥协调机制的最大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