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民：那时奥运会还没开，我的位置决定我知道得最多，掌握各方面的材料、各方面的信息，现在我是有针对性地说了一些事，利益上的碰撞，方方面面的机制交错，新老体制的转换，这些都会带来一些问题，所以我举了几件这方面交叉很复杂的问题。包括人的素质，包括人还会变，我讲出来，主要让人知道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对待这些事，应该怎么摆好国际、国家和个人的位置，怎么来处理这个关系。不光是我们搞体育的，其他各行各业也一样，你能说国家派我出去，我就只代表国际组织吗，那国家派你出去干什么？一般的问题无所谓，你可以这样投票，那样投票，但这是我们百年期盼的奥运，怎么能不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欧美也一样，谁不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

　　青年周末：有媒体报道，何振梁对电话采访他的记者反问：“你信吗？”

　　袁伟民：在这件事情、这个问题上，他有这些做法，我是让历史回归本来面目，不是要批判谁，批评谁。国际上有的说法是，国际奥委会委员是国际奥委会派到各国的代表，不代表国家。但实际上哪个是这么做的？也有，是跟国家利益无关紧要，没有冲突的。那么，我们申办奥运是无关紧要吗，我们多么期盼拿到主办权，向各个国家做工作。而且我们一起参加研究决策，作为这么一个人物，你可以代表个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那国家利益在哪？我虽然没有搞过外事，但我从六十年代就和国外比赛打交道，我也在学习。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国家利益。

　　青年周末：即便是为了国家利益，讲出这些历史真相会不会让您觉得有压力？

　　袁伟民：对我来说既有压力也没有压力，我只不过把事实摆出来了。人家也有他的贡献，有他的人生追求。起码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看了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当然他可以那样说，也可以这样说，但事实，历史会证明的。因为有些事情没有跟他说，我想没有这个必要，我说话是负责的。

　　男足的收入和价值太不相称了

　　足球没弄好，是我最大的遗憾。所以对于足球，原来是爱它，现在是又爱它又恨它，总之它让我失望，问题比较多。

　　新书中提道，在袁伟民半个世纪的体育生涯中，可以说，足球给他留下的遗憾最多。

　　2003年8月28日，袁伟民在中国足球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上致辞，这是他以中国足协主席身份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他引用江泽民的“四个一”的思想：下一个决心、定一个十年规划、提一个目标、一定要把中国足球的水平搞上去。

　　这次讲话一年以后，袁伟民从局长位置上卸任了；六年以后的今天，中国足球又怎样了呢？作为一个曾经的体育管理者，他对于运动项目的思想建设和管理体制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中国足球迅速走上职业化道路的背景下，他深知足球界发生的很多事情已经超越了足球、超越了体育。他内心里明白：要想实现自己最初对于足球的理想和热情，已经越来越难了。

　　青年周末：在几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身背骂名的背后，很少有人记得您在1986年和1992年曾两次担任中国足协的正牌主席，面对国足，准确说是中国男足如今成为笑料，您内心做何感想？

　　袁伟民：对于足球，我一直为这个事心里很难受。所以书里这一章节的题目也是《遗憾的足球与足球的遗憾》，心里面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味。因为我很喜欢足球，在中学就喜欢踢足球、打篮球，当时排球还不会打呢，上中学时对那些老足球队员和教练的名字都特别熟悉，那时候很崇拜。后来到国家队了，和他们一起训练，后来当足协主席了，还领导他们，干成这样，没弄好，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所以对于足球，原来是爱它，现在是又爱它又恨它，总之它让我失望，问题比较多。

　　青年周末：自从您1992年当中国足协主席，手下一直有专职副主席，如果您有机会近处把握，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亲自带领男足，您会有什么举措？

　　袁伟民：我不想说大话，我有这个想法和愿望，但是我的位置确定我不可能这样做，我不能去专做足球，我的能力有限，我想我把全身心精力投进足球去，也不见得搞得怎么样。足球难度这么大，要把它弄好很不容易，何况现在已经远远超出足球范围了。

　　青年周末：能说详细点吗，怎么超越足球范围了？

　　袁伟民：现在的足球，能足协说了算吗？走到现在这个地步有足协本身的能力和各个方面因素问题。走向市场了，搞俱乐部了，方方面面的问题使难度更大。翻翻以前的历史，咱们的足球有过不少好时光，现在和当时比起来，要花更大的力气。

　　青年周末：您在任时，在外面从不谈男足。

　　袁伟民：谈男足只在内部谈，有时候说话说得很重。但我从来不到外面讲，甚至从来不在外面批评它。我们的足球氛围不好，让人们失望再失望，但是这个氛围要慢慢改变。我想对于教练，我到外面骂的话，给他太大压力，本想达到目的，反而适得其反。设想如果你身处这个氛围，现场一万多人都叫你下课，你试试看，人能承受的压力是有限的。

　　青年周末：打击兴奋剂的问题，净化了体育本身，维护了祖国尊严。那么足坛的反黑呢？大家心里都明白，假球无所不在。

　　袁伟民：我干了很多年，这些基本上都能看清楚。但是我没有证据，我光说你这场是假球，能行吗？怎么介入？现在要说谁贪污受贿，送钱了，我不能随便去拿人家，去银行查人家密码。要解决这些问题，对足球马上开刀，难度比较大，得有个阶段，要有制度，有法规。不光是假球，很多足球比赛积极性不高，消极比赛都不应该允许。在场上不使劲跑，明明可以进去的球，拼命的话，这个球可以单刀赴会，跑消极一点，这个球就被破坏了。体育运动要拼搏，要进取，你违背体育比赛精神了，这是不允许的，但是这个东西怎么来鉴定呢？管理有一系列的问题。

　　青年周末：您觉得男足的拼搏精神和您曾经带出三连冠的女排精神，有没有差距？

　　袁伟民：按我说它也上不去了。体育没有精神不行的，训练、吃苦，必须要有精神来支撑。有几代人足球曾经出现了比较好的时光，现在这帮人都老了，情况更复杂了。以后要想上去，拼搏精神还是主要的，有这个东西做支撑了，你才能去刻苦训练，要想不付代价就轻松取胜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就缺乏这些东西。

　　青年周末：有人说中国足球本身水平没达到一定程度，先学来的是商业俱乐部的花架子。

　　袁伟民：我说句不好听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在世界上踢球难度大，在国内我还是老大的，他也会算这个账。现在的孩子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想得比较现实，下了功夫挣来钱也正常，但是现实的反差太大了，你的价值和收入太不相称了。

　　潜规则难免 要让体育少受干扰

　　靠多拿几块金牌来振奋中国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们现在说以人为本，那奥林匹克精神呢？

　　青年周末：除了对男足的恨铁不成钢，中国人在奥运会上金牌越拿越多，2008年的51枚金牌，都不足以点燃人们的兴奋了。

　　袁伟民：靠多拿几块金牌来振奋中国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要斤斤计较几块金牌。有人说，袁伟民现在退下来了，说话轻松了，他自己都是靠金牌上去的。然而我们的时代不一样，80年代女排拿冠军成为人们心目中英雄是时代造就的产物，那时候太需要扬眉吐气了。而现在，拿金牌也好，银牌也好，搞体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增强全民体质。竞技水平已经到这个水平了，人民身体素质再搞好了，竞技体育的后备力量基础更牢固。

　　青年周末：刘翔复出获得银牌在国人心目中分量堪比金牌。您心目中金牌和银牌的差距有多大？

　　袁伟民：奖牌是实力的基础，奖牌里边才能出现金牌。拿金牌很不容易，不要看不上银牌，今天拿到银牌，你明天就可能拿金牌了。

　　青年周末：雅典奥运会，刘翔第一次拿到110米栏的奥运金牌前，当时这块金牌是胸有成竹的吗？

　　袁伟民：只能说有希望，他当时是属于是冲击金牌的一个项目，这种项目谁都不敢说稳拿，上场打比赛说“老子天下第一”的，都是为了给自己增加自信，增加气势。

　　青年周末：2008年北京奥运会，人们以为刘翔在家门口志在必得，那一次他因伤退赛您意外不意外？

　　袁伟民：我看是压力太大造成的，包括他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外界的压力给他太大，期望值太高，就必然带来很多失望。

　　青年周末：刘翔退赛很有争议，如果他是您的兵，您觉得他该拼一下呢还是退赛保脚？

　　袁伟民：这个事我不能细说，我也不知道他的伤病情况，但有一些提法也不见得很科学，他们现在说以人为本，那奥林匹克精神呢？

　　青年周末：现在的中国体坛有没有类似于娱乐圈中潜规则之类的东西？

　　袁伟民：这些东西是难免的，但是我们应该超前预见，把工作做在前面，避免出现这些事情，不要给它培育的土壤，看到苗头就扼杀，不要让它成气候。外界的影响很大，还有各种利益的驱动，方方面面都互相影响。但是决策者应该抓住这些，及时做好工作，尽量使我们的体育少受干扰，让它更好更快、健康地往前发展。

　　记者手记 袁伟民印象

　　退休五年，袁伟民一直回避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拒绝了出版社、电视台的一切采访和合作请求，但他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当自己终于被说服，应允可以写点什么时，袁伟民有两点要求：一是要说真话，二是要在北京奥运会以后，“奥运会是大局”。

　　从运动员、教练，一直到体委副主任、副局长、局长，参与申办北京奥运会，有袁伟民这样经历的人，估计就他一个。

　　当年届七旬的袁伟民出现在记者面前时，看上去像一位只有50多岁的中年人。身板挺拔，头发浓密，面色红润，双眸聚焦。

　　“就两条腿不行，那时候留下的，两个关节动过手术，这个半月板拿掉了，缝过，这个跟腱断了，今年开刀休息了半年。”听到记者夸奖身材好，袁伟民主动报料自己的腿伤，说自己退休后，主要就是看看书、写写毛笔字，练练身体，会会友了。“有的人退下来以后感到失落，我退下来以后很习惯，有时候帮助她做做家务。”袁伟民说着指了指等在一边的夫人。(记者采访的两个小时中夫人进来两次，提醒老袁不要太累。)

　　“他可细致啦！缝缝补补的活都干。”袁夫人笑咪咪地大声说。

　　“那您多幸福。”

　　“多辛苦，一天要给他做三顿饭。谈恋爱以后，没有跟他没看过一场电影，北京的超市他都没去过，我到北京31年了，没跟我上街买过一样东西，全是我自己采购。”

　　“袁局退下来这几年能多陪陪您了吧？”记者又问袁夫人。

　　“天天在家里陪着，我都腻了。”话语间还是笑意盈盈的。

　　说到好多人请自己发挥余热，袁伟民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就像跑接力，我是其中一棒，跑完这一棒我再去陪跑就违规了，相信人家能够干得比我更好。”

　　文/ 本报记者 蒋文娟 ◎摄影/本报记者 吕家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