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仿佛是天上扔下的重磅炸弹，激起轩然大波。

　　袁伟民，这个上世纪80年代家喻户晓的中国女排主教练，后升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体坛掌门人，在书中披露了中国体坛及申奥之路上不为人知的内幕，比如悉尼奥运会前铁腕处理“兴奋剂”事件；北京申奥成功背后，时任国际奥委会执委何振梁先生在投票策略与选举国际奥委会主席等问题上与体育总局领导层的重大分歧……

　　“我可以告诉你，这本书既然写了，我就得对它负责，这些东西都是完全的事实。”10月18日下午，屋外狂风大作，袁伟民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一间会客室里，平静地对《青年周末》记者说。

　　反兴奋剂让中国一次翻身

　　实际上我不是针对马家军、李家军、张家军。出现这些问题，某个省领导他要对号，这是事实，我说的艰难就在这，背后的关系很多，施加给我压力。

　　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风光无限的“马家军”为何忽然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销声匿迹，这在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猜测，《袁伟民与体坛风云》第一次揭开了此事的历史真相。组团去悉尼参赛之前，国内运动员兴奋剂检测的情况很不乐观。尽管中国奥委会不断加大反兴奋剂力度，但仍有不少教练和运动员铤而走险。距离悉尼奥运会开幕不到一个月的“飞行检查”结果更是让袁伟民及体育总局高层触目惊心，“人们所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呈阳性(其中1名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体育总局毅然决然地将所有经抽查使用了兴奋剂或有使用兴奋剂嫌疑的运动员全部拒之悉尼奥运会门外。

　　中国在反兴奋剂问题上的严格举措，使得当时的国际舆论风向大变——得知中国把那么多运动员留在家里不参加奥运会，原来批评中国、质疑中国、诋毁中国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媒体，都开始赞赏中国的行动。

　　青年周末：您担任体育总局局长压力最大的一段，也就是您所说的最艰难的日子，是反兴奋剂的那一段，现在写出来，有没有考虑到书中涉及的人的感受？

　　袁伟民：实际上我不是针对马家军、李家军、张家军，但是读者要对号，我也没有办法。

　　青年周末：你书中提到有某省的领导向你施加压力。

　　袁伟民：出现这些问题，某个省领导他要对号，这是事实，我说的艰难就在这，背后的关系很多，施加给我压力。但那时候牵涉到很多省市，人家有的人态度就不一样，绝大部分省市都帮助做工作，当初北京市就说全面配合我们。

　　靠真本事拿的第一，越多越好，但用药是不行的，违背奥林匹克精神。放那些运动员去拿了冠军以后，反而带来麻烦，是助长了不正当的比赛，我能不管吗？靠邪门歪道应该有一个抓一个，严厉处理。那次在国内检查出来的你就呆在家里吧，没有机会让你出去了，就是说为了你的安全和健康，这个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青年周末：当时国内对兴奋剂理解，有的运动员还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吧？

　　袁伟民：兴奋剂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流到中国，越来越泛滥。为了拿金牌，拿好成绩，有些人牵涉到政绩，为了升官，反兴奋剂是假反，有人自己专门搞这个东西，所谓的高科技科学，不顾运动员的健康，所以运动员是受害者，他们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在国外出了事都是算在个人头上，说教练、运动员、医生为了他们的利益去做。但是人家攻击中国的兴奋剂问题不是打个人，不是打马家军，而说你们背后是政府，不顾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只要成绩，是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他们的舆论对自己和对中国是两种标准。

　　青年周末：您当时如果没有顶住压力，手软了，后果会是什么？

　　袁伟民：那时压力真大，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出了兴奋剂问题是我的责任，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连我都没有想到，当年我们的运动员刚到悉尼就抽查，查了我们代表团110多例，人家就盯住你了。马上面临申办2008年奥运会，当时为了申办，不但要拿到好成绩，还不能出兴奋剂问题，要靠真本事。那些奥委会委员跟我接触的时候说，悉尼奥运会不能出兴奋剂问题，要查出兴奋剂就是丑闻，我就不好投北京的票了。庆幸的是，在我们去的运动员里，不但没查出一例兴奋剂，在悉尼奥运会上中国队成绩也超过了上一届。

　　最大的教训是1994年，广岛亚运会结束后一个月，组委会通知我们，有17名中国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他们中11名选手的金牌被取消，其中有7名是游泳运动员。当时中国游泳成绩在短期内“突飞猛进”，让人难以置信，人家把我们盯上了。在亚运会结束之后，又将保留的尿样送到德国更先进的实验室去检测，结果查出来了。那时还好，运动员已经都回来了，如果当时抓住，十几个人全都驱逐出亚运村，那可是大新闻，中国人还有面子吗？这事牵扯到国家的荣誉，1996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特兰大进场的时候，主持人对中国的解说词对我刺激很大。主持人说：“现在使用兴奋剂国家的动员入场了。”当时是全世界在转播，在美国的华人都听到了，反响很大，要求他们道歉。但是你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它。

　　青年周末：到现在，中国体育界在国际上的印象和声誉是怎样的？

　　袁伟民：那次翻身了，一次扭转了180度，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说中国在真反兴奋剂。

　　指出某些人只为呼吁国家利益

　　我不想通过曝内幕来批评谁，我的书写的是那些重大事件，必然要牵扯到人和部门。这些事有时候必须说，因为我不说，以后可能就永远没有人说了。

　　书中另一个极具爆炸性的报料是关于何振梁先生的。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国际奥委会某中国籍的资深委员”、“国际奥委会某中国籍资深执委”、“《五环之路》一书的作者”无疑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体育外交家”何振梁。书中披露：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为了应对西方的舆论攻势，化解各种不利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北京奥申委的公关策略是，通过支持罗格(时任欧洲各国奥委会联合会主席)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换取欧洲委员对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支持票。

　　书中引用袁伟民的话说：“这个北京申奥‘合纵连横’的总方针，本来是一个符合实际、符合逻辑、顺理成章、能被各方面接受并且照顾到各方面利益的方针，但是后来执行这个策略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北京奥申委的顾问，却意想不到地不配合，他我行我素，有些行为与北京申奥的总方针相悖，令我们费解、困惑和不安。”

　　青年周末：这本书的封面还是蛮商业的，作为前体育总局的局长，您更多希望读者从书中看到什么？

　　袁伟民：封面是出版社的想法，我根本不想自己炒作自己，10月14日我跟出版社说，现在违背我的初衷了，我不要炒作，也不想通过曝内幕来批评谁。在奥运申办成功以后，我退休的这五年里，我也看了报道，或收到人家向我反馈的消息，很多事与真实情况相差得太离谱，那谁能出来说呢？我的书写的是那些重大事件，必然要牵扯到人和部门。这些事有时候必须说，因为我不说，以后可能就永远没有人说了。

　　我是从一个业务干部到一把手位置上去的，好多人说你肚子里还有好多经验和教训呢，一些业务上的故事，你应该讲一些，把这些经验和教训留下来；第二是重大事件，让历史的真实还它本来面目，告诉大家。所以我尽量让它柔和，我改了好几次，有些名字总要提及，没有提及的，人家自愿对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这本书既然写了，我就得对它负责，这些东西都是完全的事实。

　　青年周末：您在书中没有提到何振梁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您指的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