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寡头

　　清华队与国家队的矛盾常被归纳为于芬和周继红的个人矛盾，然而于芬认为，她和周并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冲突，更多是不同理念和国家队的垄断所造成的。

　　于芬和周继红都曾是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的学员，2007年于芬获博士学位的论文是《对高水平学生运动员培养体系的探讨——清华大学跳水队实证研究》。而2005年，周继红获硕士学位的论文题目是《双人跳水比赛制胜因素解析与中国高水平运动员的训练实践》。

　　周继红在论文中写道：“中国跳水界充分利用我国举国体制优势，建立了四级训练网，形成了少体校、体校、专业队、国家队金字塔体制……建立了良性的人才培养机制，造就出一大批高水平的运动员……举国体制下的‘国家队集训制度’为运动员的系统训练与成功比赛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条件。”

　　同样是研究高水平运动员，在于芬看来，目前除了体育行政系统外，其他系统难以成为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主体，而金牌又掩饰了现有单一主体，人才浪费、资源浪费、综合素质不高等问题，清华大学愿意出钱出人做一种新的教育尝试，然而正就是处在金字塔尖儿、高调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国家队封死了清华大学目前的道路。

　　对竞技体育而言，塔尖上的国家各管理中心及国家队责任最大，利益也最为集中。“它们垄断一切人财物资源，往往不懂尊重他人合法权益，也缺乏解决各种矛盾的意愿和能力，他们离开行政权力和手段一事无成。”一位多年前也曾遭遇奖金问题困扰的地方队奥运金牌教练这样说道，“长此以往，权力和利益结为一体的体育寡头就会出现，但问题是，他们的资源是公众赋予的，他们的利益是纳税人的钱，他们凭什么不能接受司法监督？奖金凭什么独立于审计之外？”

　　于芬则说，清华队能不能参加世界大赛，哪怕是世界大运会，都是国家队领队周继红说了算，而奖金，也是周说了算，“游泳中心的副主任雷鸣找我谈话时，她说跳水队申报奖金及发放都是周继红具体负责的。”对此，于芬也做了录音。

　　体育界丑闻传言不断，却一直绝少爆出因经济腐败而受司法惩处的案件。在上述老教练看来，这是因为利益均沾格局已经形成，往往一个有问题的人就能绑架一个组织或体制。共谋之下，只会通过行政手段内部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具体的方法是，总局各中心会以奥运为周期进行权力调整。

　　1997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国家跳水队解散，于芬不再是副总教练。2001年，悉尼奥运会后，与清华队商定双注册制的原游泳中心主任石天曙离任，接任者正是现任主任李桦，也就是这一年，双注册制取消，清华队危机浮现。而1 0年中，周继红一直是国家队跳水队领队，根据10年不设总教练的国家队奖金分配方案，周继红一直享受总教练待遇。

　　北京奥运会后的权力调整，刚刚拉开帷幕，11月18日，国家体育总局任命了新一批各中心副主任，更大的人事变动会陆续展开，目前因于芬而高度紧张的游泳中心会不会也发生一些变化？

　　仍在等待体育总局监察局答复的于芬特别强调，她并非要和举国体制进行对抗，“我们支持举国体制，一定要把我们纳入这个体制，于芬、清华队就是在体制内的。国外就不是举国体制吗？但人家举全国之力，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于芬认为，自己进入国家队，实际上是代表清华“体教结合”模式的贡献和利益终于得到了国家队的尊重，是对举国体制的有益补充。

　　“如果清华队的生存问题能解决，你还会继续为奖金问题申诉吗？”记者问。

　　“当然，这是两码事。奖金问题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是为了中国体育界。”于芬毫不犹豫地说，“如果这事儿偃旗息鼓，不了了之，大家会觉得体育界的腐败黑幕真是永远碰不得！”

　　本刊记者 宁 二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