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剂是寄生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毒瘤”。几十年来，在国际奥委会的领导下，世界各体育组织及有识之士与使用兴奋剂的行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和体育部门就认识到兴奋剂问题的巨大危害，展开了与兴奋剂的坚决斗争。

　　20年的奋斗让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庞德在多种场合说：“中国反兴奋剂工作是世界的榜样。”新任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法耶也对我国反兴奋剂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国际奥委会加紧“围剿”兴奋剂

　　兴奋剂问题于19世纪末开始出现在体育运动中。1960年罗马奥运会，丹麦自行车运动员詹森由于服用了过量的苯丙胺，在比赛中猝死，成为奥运史上因使用兴奋剂而死亡的第一位运动员。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国际奥委会对兴奋剂问题的关注和重视。为此，国际奥委会着手研究查处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方法并制订相关的制度来规范运动员参赛的行为。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开始正式实施兴奋剂检查。此后，反兴奋剂成为历届奥运会极其重要的一项工作，国际奥委会不断增加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查数量，加大对兴奋剂违规人员的处罚力度，并于1991年开始执行更有威慑力的赛外检查。1999年，国际奥委会发起成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以加强在世界范围内反兴奋剂工作的协调一致。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兴奋剂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在北京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计划实施创纪录的4500例兴奋剂检查，比雅典的检查数量多了1/4，比悉尼奥运会多了90%。除了在比赛结束后对获得名次运动员实施的赛内检查以外，国际奥委会还将对入住奥运村的运动员实施赛前兴奋剂检查，并委托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非竞赛场馆，即奥运村及奥运会竞赛场馆以外训练的运动员实施无通知的赛外检查。如果运动员在奥运会期间两次错过兴奋剂检查，或者在奥运会期间错过一次检查并在之前18个月内还错过另外两次检查，均构成等同于阳性的兴奋剂违规行为。

　　国际奥委会对兴奋剂违规行为的处罚变得更加严厉，提出了“零容忍”政策，在今年6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上修改《奥林匹克宪章》中关于奥运会参赛资格的有关规定。按照新规定，2008年7月1日之后发生兴奋剂违规行为，被反兴奋剂组织给以6个月以上禁赛处罚的人员，不得以任何身份参加下一届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

　　对兴奋剂的斗争得到了新科技的支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总干事豪曼在瑞士洛桑宣布检测“人类生长激素(HGH)”的有效技术和方法将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准备就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新任主席法耶表示，在北京奥运会上，检测HGH的新技术能够使运动员的血样和尿样最多储存8年时间，从而增加了发现运动员作假的几率。同时，WADA对生长激素的试剂盒严格控制，不允许开展相应的检查，目的就是要在奥运会期间抓住那些敢于铤而走险的人。

　　中国清醒认识“国际公害”获得好评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体育界对兴奋剂问题了解得很少。随着我国对外体育交往的不断扩大，竞技体育竞争的日趋激烈，特别是商业化给体育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兴奋剂这一“国际公害”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波及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