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冬梅结案后平静中有波澜 圈内不上心圈外忙反思

　　本报记者 郭剑

　　两天过去，艾冬梅的生活逐渐平静了下来。“今天来采访我的人少了一些，有时间忙点自己的事了。”艾冬梅说，“我不愿意再想这件事，但是我永远也忘不掉它。”

　　艾冬梅说，如果中国体育不再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自己受苦受累都很值得，但这种想法真的能实现吗？

　　法学专家称此案应该有警世作用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原告拿到了她们在诉讼请求中要求得到的钱，说明当初教练确实侵占了她们的钱财，而且这件事体工队是知道的？如果事实如此，那为什么不能把被告送进监狱？”

　　对于类似这样的问题，原告律师许子栋并不感到突兀，他平静地告诉记者：“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但是这样的疑问并不会得到法律方面的支持。”

　　“双方庭外和解是基于相互间的沟通，而这部分细节双方约定不能向外界透露。”许子栋说，“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对这份和解协议产生不同的认识，但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有理、对方心虚，才使原告拿到钱。”

　　“所以，这件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当然，火车头体协对于本案最终和解有着巨大影响。”许子栋补充说，“但按照约定，事实的真相暂时不会被披露。”

　　当初最早提出原告应把火车头体协追加为被告的，是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的张笑世教授，他在得知双方庭外和解之后说：“庭外和解是我们国家法律的特色之一，其特征是可以最大限度保护双方的利益，而非某一方的利益。”

　　在张笑世看来，这件案子以和解告终并不出人意料，而且已经起到了“警世”的作用。他说：“以后类似的案子可能还会有，关键是今后运动队和运动员在签订

　　“我想，一份合理、透明的劳动合同，应该是运动员保障自己权益的法律武器。而一些行业体协也会因此逐渐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对于中国竞技体育来说，这正是该案的最大价值。”张笑世说。

　　总局相关部门皆不愿提及此事

　　一张普通的A4打印纸上只有寥寥十几行字，再加上几个签名就是本案的和解协议，也是艾冬梅等3人状告王德显及火车头体协的最终“判决”。

　　原告拿到了最重要的东西——钱，事情像是圆满解决了，但当事三方谁都不承认自己是“胜利者”，难道获胜的是中国竞技体育？

　　从去年9月18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日起，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部门很少有人在公共场合谈及此案，记者听到的最“正常”理由就是：这是艾冬梅她们和王德显之间的事，跟我们没关系。

　　事实上，这起诉讼与国家体育总局还是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只不过作为国家体育管理部门，谁都不希望与此事扯上直接关系。

　　“这件事大家都知道，私底下也有议论，但是对我们的工作不会有直接影响。”负责制订运动员保障制度的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的工作人员说，目前的运动员保障制度与以前相比已经完善了许多，“但是具体到这起官司的矛盾，那是火车头体协和运动员之间的工资、奖金发放制度的问题。”

　　记者在向总局人事司编制劳资处询问时，得到的答案也是“这案子和我们关系不大，不会影响我们修改目前的一些东西”。

　　“政法方面的东西确实不好讲。”张笑世说，“我们有些政策还有完善的空间。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加强监管，法规本身是一种约束，但约束不起作用时，就必须依靠监督体制来制约违规情况的出现。”

　　本报北京6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