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敏：出版社实在太猖狂太霸道 有三点要求必须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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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并不想打官司，但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实在是太猖狂、太霸道了，我受不了这种气，所以我可以说在愤怒之下将他们告上法庭的。”打通高敏的电话，心直口快的她一句话便将自己状告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缘由告诉了本报记者。在接下来交谈的过程中，关于她博客中相关文章点击率的信息也通过朋友的手机短信随时传来，得知半天之间已经有非常多的读者阅读相关文章，这位川籍奥运冠军笑了：“看来关注这件事的人还是挺多的，而如果有一天大家都懂得用法律的手段来打击社会上的不正常现象，这对整个国家应该说都是一件好事情。”

　　成都商报：看了你的博客，我们都感到挺震惊：难道像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样影响力相当大的出版社也会将合同如此不放在眼里吗?

　　高敏：别说你们，我都觉得挺难以置信的。当初我选择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签约，就是觉得对方是个大出版社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没想到反而恰恰遇到了“店大欺客”的问题。按照合同，他们在2005年10月就应该支付稿费了，结果却是到现在1分钱也没有付。说句心里话，我本来就没打算靠写这本书来赚钱，所以虽然对方那么早就违约在先了，我也没有特别放在心上，但后来对方的表现也越来越猖狂、霸道，终于让我忍无可忍了，于是前些时候我才决定将他们告上法庭。

　　成都商报：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过程?

　　高敏：情况说起来也挺简单，书出来之后，出版社那边很快也就跟我不再联系，这样的状况大概持续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虽然也有些不高兴，但真正刺激我的，还是他们处理这一问题时的态度，先是我发短信他们没有任何回复，后来我跟他们的主编进行了联系，结果他不仅表现得相当牛气，而且放出话来：“你想告就告去吧！”可以说，这句话深深

地震怒了我：凭什么一家出版社不仅不将合同放在眼里，而且还表现得如此猖狂、霸道?！我觉得如果连这样的气我都可以忍下去，我连自己都无法交代，更何况回国这两年来，我一直参与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告诉那些弱势群体者要学会如何去保护自己，捍卫自己的权益。而且，上海文艺出版社敢这样对我，也肯定就用同样的方式对别人，所以我决定不再沉默：请律师告他们去！

　　成都商报：透过这件事，我们看出了很清晰的“高敏风格”，那就是眼里揉不得沙子……

　　高敏：我就是这样性格的人，平时坐飞机办登机牌看到有人不排队我都会站出来把他吧到后面去，何况现在这是一件牵涉到合同与法律的严肃性的问题。本来我也不是存心要打这个官司，否则我也不会等到一年多后才起诉了，但是，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就是要讨一个说法来，为我自己，也为那些与我有类似经历的人。

　　成都商报：能不能透露一下你的诉讼请求?

　　高敏：很简单，就三点。一是解除我们当时签订的合同，事情走到现在这一步，我已经不可能再跟上海文艺出版社有任何的合作。二是要求他们公开赔礼道歉。三是将我应得的稿费及利息全部赔偿给我。该我得的，一分也不能少，不该我得的，多一分我也不要。

　　成都商报：一说到赔偿，钱的数目往往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你是如何来看这个问题的呢?

　　高敏：追回我应该得到的稿费并不是我打这个官司的主要目的。我打这个官司，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希望向所有的人都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对于那些不讲信用的人或单位，我们就是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来跟我们认真到底，甚至是斗争到底，否则我们生存的状况肯定只会越来越差，我们再也不能用自己的软弱来换这些人在背后的偷笑了！说到到稿费，其实来说并不多，总共也就17万多，加上利息也不到20万，我在北京体育大学设的“高敏奖学金”的钱都比这个还多。钱虽然不多，但是我是这样想的：我凭什么要把它留给这家出版社?我把它拿来多做一些善事不是更好吗?！

　　成都商报：通常来说，这种官司都会以调解而结束。你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之间还有调解的余地吗?

　　高敏：我确实想过通过调解来解决这个问题，也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但是对方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诚意，虽然我现在并不拒绝调解，但是前提必须是满足我诉讼请求中的所有三个要求，否则我只能接受法庭的正式判决。

　　成都商报：顺便问一句，开庭那天你会到场吗?

　　高敏：到目前我的考虑还是请律师代替我出庭。我并不想把这件事变成了一个炒作，但是，我相信7月4日案子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的那一天，会有很多人关注，因为这不仅是我高敏个人的官司，而是对这个领域这种现象的一个公开审理。我希望通过这个官司向更多的人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这个社会的任何进步，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退缩与逃避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许绍连 杜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