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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姑娘林菱出生在一个有着浓厚乒乓球氛围的家庭中，在她出生前，父母就为她规划了人生的发展轨迹，让她注定与乒乓球结下不解之缘。林菱的姨妈和舅舅都是打乒乓球的，而在她七岁的时候，叔公成了她的启蒙教练。林菱说，其实刚开始练球时自己并不属于那种看到球就特别兴奋的小孩，如果没有家庭的引导和熏陶，自己也许不会选择乒乓球。小时候林菱很调皮，通常和男生一起玩。弹玻璃球，爬树都玩过，而女孩子喜欢的毽子、橡皮筋她从来不碰。

　　岁月变迁，家庭的耳濡目染，原来爬高拉低的野丫头逐渐转变成了内向少语的女孩，1993年，林菱进入了国家青年队，1995年进入国家队。

　　2001年的大阪

　　大阪世乒赛之前的国家

　　“队里宣布名单的时候，我心理挺难受的，中间还休息了几天，没有练球，蔡指导也给我做了很多思想工作。”正当林菱即将错过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次世乒赛机会的时候，却又因为孙晋的“丢拍”事件颇为意外地搭上了这届世乒赛女子单打的末班车。

　　那届世乒赛，李菊和杨影在1/4决赛前，就过早地被朝鲜怪球手金云美和韩国人柳智惠淘汰，本来轻装上阵的林菱感觉压力徒增。林菱顶住了国外选手的重重压力，一人独守下半区，分别战胜中国台北老将陈静、奥地利的刘佳以及金云美，扫除了

　　其实，早在2001年大阪世乒赛之前，蔡指导就和林菱谈过加盟香港队的事情。当时林菱没有想太多，只是把心思完全放在了即将开始的世乒赛上。但1977年出生的林菱必须要面对年龄的老化，以及中国国家队的新老交替问题，因为中国队历来就是个人才过剩、藏龙卧虎的地方，任何一名选手都不可能有长期的安全感和优越感。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要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和高胜率对一名老将来说谈何容易。而当时王楠正处于运动生涯的顶峰，地位无人能够撼动。李菊、杨影、孙晋、李楠也是国家女队中不折不扣的实力派人物，之后更有张怡宁、牛剑锋等小将羽翼渐丰，大有初显锋芒的势头。林菱在队中处于不红不黑的尴尬位置。理智地分析，如果在国家队再这样呆着，她可能将鲜有参加大赛的机会，走出去也许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2002年过完春节，大概3月初，林菱带着几分伤感和无奈离开了国家队，加盟了中国香港队，异乡异俗的生活让她刚开始很不适应。“香港说普通话的人很少，基本上都说粤语，刚过去几乎一句都听不懂，而且香港的商店和大街到处写的是繁体字，看得人眼花缭乱。香港的书也是竖排版的，从右往左读。”

　　香港的训练生活和在国家队很不一样，多了许多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通常一周会休息一天半，星期六练半天球，周日放假。但香港队缺乏国家队高强度的训练所带来的充实和好状态。从队员的打法方面来看，相对于国家队也单一了很多，在练的过程中对抗性也要差一点。“特别是作为一名老队员这里的教练会给以充分的信任，不会一直盯着你去练球，这就完全要求你自己去调节自己的状态，安排自己的训练了。”

　　“香港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每天在街上穿梭的人群，好像在追逐着什么，感觉一个比一个走得快，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商业气氛很浓厚，很躁动和急速的冲击感。”训练之余，林菱喜欢一个或者和队友逛街，她逛街主要是为了买一些生活的必须品。那里的生活有时会感觉到几分孤独和无聊，大多数的节假日林菱会在宿舍看看碟片和访谈类的节目、听听音乐度过时光。

　　林菱说，现在在香港参加公开赛的机会比较多，基本没有什么压力，放松了心态去打，所以常常会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在公开赛的时候碰到外国选手比较多，外国选手的无谓失误比较多，特别是欧洲选手的思想和中国、亚洲选手不一样，有的运动员脾气又大，稍微落后几个球就乱打，通常没有国内选手的粘劲和韧性，所以打公开赛比打全运会和国内联赛要轻松许多。现在，林菱效力于八一工商银行俱乐部打乒超联赛，作为老大姐的她和许多小队员相处得十分愉快。林菱说，在她们的身上时常能看到自己原来做小队员时的影子。不过，打乒超联赛比打公开赛还要紧张，因为首先俱乐部相信你才会把你买过来，而且你代表的是一个团体，不像公开赛输了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打乒超联赛的气氛不一样。“上场有时比较紧张，总想帮俱乐部打好，我目前的战绩不太好，也许有心态这方面的原因。”

　　林菱最欣赏的乒乓球运动员是邓亚萍，她感觉邓亚萍站在球台前会给任何对手强烈的压迫感和震慑力。“当她站在你的面前，你真的是感到害怕，在拼劲上就已经输她三分了。”林菱说，自己性格挺内向，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特别容易满足，不是很要强。在赛场上往往不能像有些人能豁得出去，缺少那种球场上的“执拗”和执着，在大赛的时候，往往缺乏一刹那的一口气，在有可能登顶的时候，缺乏强烈的求胜欲望。

　　但让人庆幸的是，5年前，当她在独自一人单守一个半区面对外国选手的时候，胜利的信念很强烈，大有拼命三郎的狠劲和舍我其谁的气魄，彻底扮演了一次排雷工兵的角色。但到了同王楠决赛的时候，她好像把前面的那口气完全松掉了。她离世界冠军从未如此接近过，“输给王楠也许就是输在那一口气上，”林菱说。

　　林菱很向往和追求一种没有压力，做自己喜欢事情的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她喜欢澳洲，深爱着那里的草原和空气，也喜欢巴黎的浪漫气息和典雅的欧洲文化，“如果我现在没有打乒乓球的话，我可能会开一家咖啡厅，我很喜欢那种感觉”。

　　现在林菱一般情况下都会回家和父母过传统佳节，每次回家，父母都问她找了男朋友没有。退休在家的父母通常不再问女儿的比赛成绩了，鼓励她只要好好比赛尽力而为就可以了，而探问的重点转变成了女儿的终生大事。这种人伦和血液中的亲情所产生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林菱心知肚明。“关于感情这东西要看缘分，很多人都很关心我，到了这个年龄，我也很着急，着急也没有用。像我这个年龄如果不打球肯定是结婚有孩子了，但像我们这些打球的，四处奔波，相对来说还没有考虑的特别多，但我会用心去找到我生命中的另一半。”

　　记者手记：“暗访”林菱

　　这次采访林菱，感觉没能完全挖掘出她内心的东西、生活的细节，难免停留在浅尝辄止的层面上，原因不在于她的隐瞒和保留，或许是她的内向少语。总觉得有一种莫名的不满足，我总觉得在这个恬静、安和的女性的背后，应该有一种给人启示的东西，采访她是和曹臻同时放在一起的，两者给记者的感受截然不同，可谓是“冰火两重天”。一个唧唧喳喳快乐得像只小鸟，一个像只天鹅静静地在旁边倾听，偶尔发出几声悦耳的声音(说几句话)，给人一种安适、恬静的感觉。

　　本来准备在火锅店完成这次采访任务，但这种人声鼎沸的地方极度影响录音的效果。所以我们只好“转战”到了天坛公寓下的咖啡厅，这时已快到晚上九点。采访完曹臻后，时针已经跨过九点半。在咖啡厅采访了半小时，我们被服务员“扫地出门”了，因为这里晚上十点将会停止营业，于是我们在咖啡厅外面的座椅上开始我真正意义上的采访，天很黑，姑且叫它“暗访”吧。(本刊记者 袁寒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