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像深圳队的两名国青小将雷永驰、惠家康；长春队的刘晓东以及武汉的周燎等人，最多也就只能算是介于主力与半主力之间。因为这三人在中超联赛中的出场次数也就是10场或9场左右，而且，除了周燎之外，像雷永驰、刘晓东等人，都是在奥运会之前的中超联赛中逐渐开始获得出场机会的。在这种情况下，笼而统之地将这些国青队员一概以“联赛需要”为由、拒绝放人到国青队报到，恐怕难以令人信服。

　　而且，中超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或现象是：成绩不错的球队，队里的国青适龄队员越少，即便是有，也只是个别替补，主导的还是那些老将。反倒是成绩越差的队伍，年轻球员越多，像现在中超联赛积分表上倒数的深圳、辽宁、长沙以及大连，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同样的情况在中甲中也出现了。提前七轮冲超的江苏舜天队球员很成熟，而主打“年轻牌”的上海东亚、烟台毅腾队等成绩一般，冲超无望。所以，千万不要以“联赛需要”为借口，拒绝放年轻球员到国青队报到。年轻球员可以通过参加联赛的机会进一步更快地提升的水平，但尚无法主导职业联赛。

　　国青已经仁至义尽

　　站在各地方俱乐部的角度来说，没有放国青队球员随队赴泰国参加东南亚U19锦标赛，倒也无可厚非，毕竟泰国的赛事仅仅只是一次热身赛，相比而言，联赛的意义显然更大一些。而且，参加泰国赛事的中青队几乎是一支“二队”，同时作为受邀者参赛的韩国队，此番前往泰国的同样是一支“二队”。

　　韩国青年队在9月下旬与到访的阿根廷U19国青队进行了两场热身赛，一场以2比1取胜、一场以0比0战平。但在当时的阵容中，效力于日本清水鼓动队的前锋金东燮、效力于日本横滨FC队的前锋赵永铁，在韩国职业联赛队FC汉城队效力的攻击型中场球员奇诚勇(现也是韩国国家队主力球员)、效力于于济州联队的中场球员吴奉镇、效力于全南队的尹铢勇等已经开始参加职业联赛的球员，全部都被召入到国青队参赛。但是，在前往泰国参赛的韩国青年队中，上述几人无一前往。韩国青年队全部以大学生和高中生球员为主，权当一次练兵。

　　这一次，国青队前往泰国参赛时，无论是中国足协还是主教练刘春明，面对总共只有17条枪出征的情况，并没有强求各地方俱乐部放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考虑到了各俱乐部自身的一些现实情况与难处。领队朱和元就曾表示，“像上海东亚队的三名球员王云龙、曹云定、张琳芃等从一开始就没有列入集训名单中，就是考虑到了东亚队要参加中甲。”

　　其实，不仅仅是这次泰国的东南亚U19青年锦标赛，今年以来，国青队以及先后组织了总共6期期间，但没有一次集训人员是到齐的。更让刘春明犯难的是，在今年1月份的卡塔尔八国赛之后，国青队因为最终仅获得第四名，刘春明下决心“换血”，从中超、中甲队伍中召入了一批之前从未进入过国青队的队员，人员几乎是更换了一半。在这种情况下，距离10月31日亚青赛决赛阶段比赛开幕只有不到20天的时间，但人员尚未到齐，刘春明和足协相关部门自然着急。也正因为此，在上周召开的中超俱乐部会议上，主管青少年的足协副主席杨一民呼吁各俱乐部支持一下国青队，在10月15日重新集中时希望能够放人。

　　折射体制缺陷

　　北京奥运会上，当其他项目不断刷新辉煌、创造成就时，为什么中国足球会成为国人“调侃”、“娱乐”的对象？有人将此归结为谢亚龙，也有人将此归结为杜伊……但实质是足球界普遍存在着的一个问题——不团结。此番国青队在征调人员方面出现如此大的问题，再次折射出了这一点。

　　总结举重、乒乓球、体操等运动队的成功之道，刻苦、创新等可以列出一大堆，但我们长期忽略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地方都乐意把自己最好的运动员送到国家队、接受更高水平的训练。但足球界却不然。奥运失败后，多位足协官员、工作人员在总结国奥失败时，就深有感触。“其他项目，人家地方是把自己最好的运动员送到国家队，让有潜质的运动员在国家队接受最好的训练、享受最好的待遇。这就是举国体制的优势。但是，我们足球界就做不到这一点。地方足球俱乐部与国家队、国奥队之间就是不配合。”一位足协官员表示。

　　“就以今年国家队、国奥队征调地方球员为例，为什么那么多入选者都是在俱乐部根本就打不上比赛，或者明知道国家队需要用的球员，地方俱乐部就是要实施所谓的‘三停’？而且很多被停赛的球员都是莫名其妙。所以，中国足球搞不好，就是相互之间不配合。”

　　再譬如说，“奥运会上，那么多地方省市体育局的领导在各自省市的运动员出场参赛之前，就直接承诺很多奖励。但是，在足球界是不可能出现的。中国足球能够冲出亚洲就已经不错，根本就谈不上去拿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于是，地方力量都不愿意在足球项目上投入。运动员在国家队辛辛苦苦拼了半天，到头来还没有在地方俱乐部打联赛拿得多。这种‘倒挂’问题不解决，中国足球现有的诸多问题与矛盾将会依然持续下去。”这位人士最后如此感慨道。也许，对于中国足球界的举国体制优势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