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郎效农两段爱情故事 十余年足协生涯仅热心一回

　　记者贾蕾仕报道 联赛还没打完的每个周一，老郎都会凑在电脑前，用“WORD”文档调整球队名次升降。他把需要变动的球队队名复制下来，小心翼翼地粘贴到新的位置上。记者在旁边看不下去了，几次告诉他用鼠标拖拉更简单，便于操作，老郎眉头一皱，几乎是愤怒地把啰嗦的记者撵到一边，“我就这么办，我知道有好的办法，但是我习惯了。”

　　“习惯了”，这是老郎对自己固执的唯一解释。

　　习惯管郎效农叫“郎叔”的记者们很熟悉这样的老郎，工作的时候从不抬头，除非非常重要的事情会和别人说几句，然后又将眼睛凑向电脑，不搭理人了。

　　习惯了黑着脸的老郎其实很健谈，而且他经常在聊天中就把很多经历、故事和生动的细节都聊了出来。与同事间也是什么都聊，无所顾忌，甚至是多次翻来覆去地聊，“我几十年没什么隐私，都是被摆上台面的。”老郎笑起来，眉毛和眼睛之间的距离会近一些，铜铃般的大眼会眯出很多褶子，其实挺可爱的。

　　两个未完成的爱情故事

　　了解老郎的人都知道，他的固执或许是有原因的———老郎孤独大半辈子没娶媳妇，也是因为“固执”。关于他的爱情故事有两个：一是当年在宁夏队支边踢球时，跟一个漂亮的北京姑娘好上了，但是当年回城的指标要排队，老郎将指标让给了她。但是北京可能太大了，她一回到北京，老郎就“找不到”了，这让老郎再也没有别心思去恋爱。二是在回北京后，朋友们又给老郎张罗了一个，据说又是离开了他，于是他彻底断了念想。去年一个朋友的亲戚是个北京某学院的女教授，也是孤身未婚，她听说过老郎，想认识他，于是通过朋友想约他，但老郎坚决不去，最后他甚至生气地对中间人说：“你要再说就把你轰出去”。

　　郎效农的生活很简单，基本上就是妹妹家到足协的两点一线。他待在办公室的时间基本跟在家时间一样长，足协分配给老郎的房子，已经闲置了十年。足协的同事常给老郎出主意租掉房子，“不租，就那样放着。”郎效农已经决定把这套房子将来留给自家妹妹的小孩。

　　十几年只热心了一回

　　1984年到1987年间，郎效农曾进入北京体育学院教练员培训班学习，但是那时户口还没回到北京，当时的班长是徐根宝也是郎效农的入党介绍人。徐根宝管郎效农也叫“小郎”。“84年到87年，我们同学三年，全班72个人，差不多一半人是党员，根宝就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而且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啊！他当然叫我小郎。”郎效农表示。两人关系非常好，但是老郎却没帮过他什么忙。

　　在足协里，他只真正帮河北队郎征的处理过转会一事，当时可能是出于“同姓三分亲”的缘故，郎征的父亲直接到足协找到老郎请他出面处理郎征转会一事，当时北京国安准备签下郎征，但是因为手续和转会费问题，郎征无法在顺利完成在北京国安的注册，老郎仔细了解了情况后疏通关系，最后郎征才得以加入北京国安，老郎说：“我在足协这么多年，只帮过郎征搞转会，他父亲来找过我，我就热心了这么一回。”

　　拿俱乐部送的手机发了奖

　　但是热心的老郎也被人黑过一道，而且还是记者，直到现在他仍耿耿于怀。当时有一家电视媒体采访他，他客气地接受采访后，就开始口无遮拦地闲聊，可是那位摄像竟然开着镜头，最后播出的是他闲聊时毫无顾忌的镜头，甚至出现了“口头禅”，这让他气愤不已，直到现在他也没有接受这家电视媒体的采访。

　　引发他第二次如此愤怒的是一名北京的经纪人，这名经纪人无端对足协领导暗示说起郎效农如何收受别人财物的事，老郎十分生气马上就将电话打到经纪人那里把对方狠狠教训了一通。老郎谈及这段时，最后还聊起了“文革”中见过的整人的场面，他当时抽着手中的香烟，然后说：“你们没经历过文革，两个像兄弟一样的哥们儿第二天就能翻脸成敌人，那是很可怕的。”然后拿着烟半晌不说话，陷入沉思。

　　老郎只对外人承认过他曾收过香烟，但是绝不会拿人家钱，他说：“我一个人这么过一辈子，我要这么多钱干吗。”年初足协搬家的时候，他曾清理抽屉，他像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把

银行卡和一些贵重物品都放在一个铁盒里。有一位和郎效农关系很熟的俱乐部老总，曾给老郎送过一张银行卡。但老郎问清情况之后，当即把银行卡退了回去。有一年联赛工作总结会，有一个老总把一台当年新款手机给了老郎，可是老郎发现之后没办法还，只能给了综合办，几天后这台手机成了足协春节联欢会上的奖品，现在老郎用的还是05年老款的西门子X65，而且基本不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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