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效农：不存在与阎谢斗争 我的固执只针对足球业务

　　记者贾蕾仕北京报道 一直以来，外界充斥着许许多多的老郎如何与总局、与足协领导的“斗争故事”，在中国足球成绩不好，足协领导遭到口诛笔伐的大背景下，郎效农更多的时候成了一名中国足球最正义的战士，成为了众多媒体笔下的“正面人物”，“其实有些事情被放大了，”老郎曾认真地对记者说，“我不存在去跟阎世铎、谢亚龙斗争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凭我对中国足球的了解，这么做才是符合规律的。”

　　郎效农离开了足协，足协领导对他冷漠的态度让外界出现了很多对谢亚龙表示愤怒的声音。此时的老郎却很平静，“年龄到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而对于谢亚龙，其实郎效农很多时候都给了他很不错的评价。

　　在今年8月份“南北分区”讨论时，当时真实的事实是这样的，总局向谢亚龙做的指示是“中超1至8月不能打比赛，全部留给奥运会备战”，这在9月份至12月份四个月的时间里，还要穿插

世界杯

预选赛的四场比赛，这意味着要留出40天时间给国家队备战，剩下的只有两个月的时间里，16支球队打联赛足协所能做出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南北分区，这是一个没有选择余地的决策。

　　谢亚龙据理力争1至8月份进行比赛，却没有任何效果，总局甚至发了狠话，总局没有说过“南北分区”，但是逼着谢亚龙“南北分区”,谢亚龙一肩扛下只能执行。回到足协传达时，所有人都觉得无可挽回，只有老郎坚决反对，会上还大闹了一番，让本来就心情不好的谢亚龙只好没让他参加第二次讨论会。可是郎效农最后直接向崔大林递交了安排合理的新赛程，才改变了总局的意见。

　　但是下午崔大林拿着报纸来到足协见到谢亚龙时，第一句话说：“我可没说要南北分区”。老郎知道这个过程后，说：“谢亚龙虽然原来没搞过足球，但是他知道不该南北分区，总局那边也跟我说过，在总局汇报时，谢亚龙其实都是据理力争要保持现有赛制的，他的态度很坚决的。”

　　其实整件事并不存在郎效农去对抗谢亚龙的“事迹”，在第二次讨论没有邀请情绪激动的郎效农后，谢亚龙会后立刻就给郎效农打了电话，在电话里告诉老郎：“不要激动，我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你说能有什么办法呢？”郎效农只是在电话里阐述了自己的理由，放了电话，他叹了一口气说：“这事确实责任不在谢亚龙一个人身上，我知道谢亚龙每次开会都是只有他敢跟总局据理力争，我知道他是想把职业联赛搞好的。”甚至给了他很好的评价，而并不像是外界的那样去跟他对抗争吵。

　　其实谢亚龙和郎效农的关系是有趣的，谢亚龙刚上任时，与郎效农几次交道中感觉了他的固执，甚至专门给郎效农的电子信箱发了一封邮件，里面是一篇短文，内容是关于如何辩证思维的文章，显然也是开导老郎要多角度地考虑问题，但是老郎的固执却不是一篇文章就可以改变的，老郎事后说：“我固执也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我只是针对业务内的事情。”

　　但是谢亚龙在05年土伦杯的协调会上，老郎还是不同意就土伦杯更改中超赛程，谢亚龙召集国奥队员所在俱乐部的老总开会，开了一上午都没有结果，下午谢亚龙也叫上老郎到会上协调，结果老郎看了名单后，不到二十分钟就摆平了关系，联赛总体没有推迟，国奥队也在土伦打得不错，结果只是推迟了沈阳金德等相关的比赛场次，谢亚龙也是满意的。

　　更往深处说，其实老郎与谢亚龙毫无利益关系可言，更不牵扯到两人去“斗争”的地步，即使在南北分区风波平息之后，谢亚龙遇到郎效农时，还曾经有过一段有意思的对话。谢亚龙开玩笑地对郎效农说：“你这像是要把我搞下课。”郎效农却一本正经地回答：“谢主任，你下不下课是总局人事司决定的，不是我郎效农决定的。”记者听到这个段子不由感叹道：“天啊！老郎，你会不会聊天啊！”

　　其实工作之余谢亚龙有时午休还找郎效农下围棋，即使搬到新办公楼后，中午两人还杀几把，后来记者曾问及老郎胜率时，老郎总说：“我俩差不多，但是我下好了赢的概率更大，他一上来就乱砍乱杀的。”显然老郎对谢亚龙的棋风不是很适应，至于“胜率”当然这只是老郎自己说，不知道可信度如何。

　　固执的老郎终于没能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在退休前也曾多次在各种场合对谢亚龙或其他足协领导的安排不管不顾，最后一次是在11月17日上海南北明星赛上，在即将开赛前的程序仪式中，谢亚龙和南勇根据当时的安排，要更改程序增加一些赞助商的活动和讲话，但是郎效农却以“程序已经确定”为由拒绝了领导的改动。这是很难理解的事情，换作任何一个人也许都会做调整来让领导的意图得以实现，可是偏偏老郎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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