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钱贺进

　　26岁的邹奕泊(化名)是重庆某县机关领导的文字秘书，在亲友眼中，这是一份光耀门楣的工作。然而，邹奕泊却觉得自己有说不出的苦，“有时候都想辞职读书去了”。

　　2012年底，邹奕泊从街道办调到县机关。一天下午他收到一份上级下达的“八项规定”的文件，中央要求“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邹奕泊平日常给领导转送文件，而习总书记开明务实的讲话风格，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想，有的地方太过火，看来这回中央对端正党风政风下了大决心。不过，再想想以往大大小小的规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八项规定”前景会如何？

　　他很快把文件送到隔壁领导的桌子上，次日，单位组织了一场学习讨论会。

　　令邹奕泊惊讶的是，20多天后，他月薪只剩下2000多元，以往每月上千元的补贴统统被取消了。

　　之后节假日的过节费、粽子、月饼等等也不见了踪影，而且据说年终奖也要一并取消。这意味着，他每年只有3万元的死工资，不及在街道办时收入的一半。

　　三年前，大学毕业前夕，邹奕泊曾放弃父母进企业和银行的安排，一心一意考公务员。

　　他曾对同学满怀理想地说：“考公务员不会局限于小公司老板的一己私利，如果能有升职空间，还可以为民为己，学而优则仕嘛。”

　　“其实也考虑到一些小利益，至少生活体面些，只是没想到现在收不抵支。”邹奕泊说。

　　房贷月供2000元、租房700元、还助学贷款400元、吃饭500元、话费100元，与女友相处的开销……邹奕泊开始计算着一笔笔刚性支出。

　　面对现实的收支压力，邹奕泊一看见网上有人骂公务员就觉得憋屈。他说：“那些网民眼里公务员的灰色收入、公款报销之类的，我是一次也没见过。”

　　工作三年了，为维持目前的开支，他每月要从60多岁的父母处借1500元。

　　“现在最怕的就是回乡，别人在父母面前夸我有出息。”在邹奕泊老家的小乡村，考中公务员依然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

　　女友劝他考虑换工作，“观念该变了，别抱着小县城的封建思想了”。“可怎能说辞就辞呢，辞了又干嘛去呢？”邹奕泊又有些留恋体制内的安稳。

　　4个月前，到沿海的一次学习经历，让邹奕泊心中多了几分不平衡。他听当地一名机关科员说，对方的收入是他的三四倍。

　　“虽说沿海消费水平高，可同样的部门，干的活差不多，我们不见得就不辛苦。可是我们干几年挣不过他们一年。”邹奕泊回重庆后，四处跟公务员同学朋友们打探虚实。

　　“各地各部门情况不尽相同，职能部门要比机关好不少，自己在同学朋友中算是最潦倒的。”这是他的结论。

　　不过，让邹奕泊感到欣喜的是，酒局少了，以前每周都要醉酒呕吐眩晕几次。

　　领导们以前搞接待一桌饭菜有时一两万元。而这次市财政局的人过来，十个人才吃了七八个菜。饭桌上，有领导说，当官风险越来越高，风声鹤唳，好多认识的人都被抓了。

　　邹奕泊的领导也表示，国家以前默许地方调控收入，现在空间小了，很多人不适应。

　　其实在邹奕泊看来，不适应的更多是身份低微、工作不久的公务员。在他身边，一些三四十岁的公务员， “最起码都有福利房或集资房，手握余钱的还投资了新的房产。”

　　就在数日前，邹奕泊办公室一位同事辞职回山东老家的某家银行工作去了。大学时，邹奕泊的一位室友曾中过2万元足彩[微博]。深夜10点，邹奕泊准备好次日的领导发言后，打开久违的网站，研判再三，犹豫不决地投了一注。